从12年前的一场对话出发,看国内外资产阶级反动派的嘴脸,兼批反动文人汪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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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机会主义组织简要说明

编者按:
1.除了文章提到的汪晖这类致力于用唯心史观和“学术研究”迷惑青年的资产阶级喉舌,还存在用现实主义和“底层叙事”等麻痹无产阶级斗争性的小资产阶级。在整个社会上,资产阶级疯狂镇压和毒害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其中不断摇摆或是听信了资产阶级的谗言,或是沉迷在奶头乐和自我麻痹之中,而广大无产阶级和少部分受压迫有觉悟的小资产阶级必须要组织起来掌握物质力量,绝不会沉浸在什么学术争辩之中。
2.这两位资产阶级文人与政客的交流中充分的体现了帝国主义之间的互相关系,表面上和和气气,背地里互相试探底细,但根本上都是为了保住自身作为资产阶级剥削压迫无产阶级的权力,并对客观存在着的阶级矛盾缄口不言,而马列毛主义者是应当揭露他们的虚伪画皮,并投身于彻底打倒他们的革命斗争中的。

简介:2013年1月31日下午,在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位于汉堡的家中,中国知识分子汪晖与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展开过一次有关中国与世界的长谈。笔者出于好奇看完了他们这次谈话的原文,不禁感到其中许多观点和当下许多墙内资产阶级自由派观点如出一辙,笔者打算对这篇文章的反动观点展开详细批判,再对反动文人汪晖展开讨伐,希望左转青年能更加认清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官僚资产阶级是如何狼狈为奸,不要再对资产阶级文化阵地的思想和学者抱有幻想。在批判完他们后,再阐明当下马列毛主义者要走的革命路线。

汪晖何许人也?汪晖,1959年出生于江苏扬州。1988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文学博士学位。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学人》丛刊创办主编之一,《读书》杂志执行主编。2002年调入清华,现任清华大学中文系、历史系双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所长,并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文史与学习专门委员会委员等社会职务。2018年1月,获选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本质上是一个赵修的学术界御用喉舌。

施密特何许人也?施密特是当代德国的重要政治家,1974年至1982年间曾任西德总理,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有过会晤。本质上是一个德国帝国主义的忠实仆人。(笔者对施密特和毛主席对话的内容在互联网上没找到,否则笔者更愿意把这两场会议进行对比从而批判资产阶级)

接下来,笔者会先对他们的这次会议的反动言论进行批判,再揭开反动文人汪晖的画皮,最后解释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我们该走什么路线。

一,批判他们的这场会议。

文章来源自资产阶级右翼网站观察者网,经过他们的编辑,并不是会议全文,且会议全程为英文,以下中文皆为他人译出,故笔者对于这场会议的批判并不会涉及汪晖的一贯的烦琐哲学用语的毛病。笔者选择性地摘出几个段落进行批判,会议原文贴在本文的最后。

1. 中华文化的自我更新与重构 施密特:中国有一件事让我没法儿彻底理解。中华文明、包括她的语言文字等等,至今已有3000多年历史了。3000多年前的古文明不止中国一个,我们有埃及、伊朗、希腊、罗马。但那些古文明都已经消逝了。今天的伊朗已经不是古代的伊朗,今天的希腊也不是古代的希腊,印加帝国则更是不存在了。可是中国依然存在。而且历尽4000年沧桑,中国又突然复兴了。这是怎么做到的? 汪晖:我的看法是,中华文明有一种构造和重构自身连续性的倾向。虽遭多次打断,但这种内在倾向一次次令其不绝如缕。因此,我认为儒学是一种政治文化,而不仅仅是一种哲学文化。
批判:(又开始捧起孔老二那套奴隶主阶级反动黑货了,这种唯心历史观早就该进垃圾桶了,在唯物史观下,历史是由劳动人民创造的,中华文明的绵延不绝完全是由过去几千年的阶级社会中劳动人民艰苦卓绝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所决定的,从来不是奴隶主,贵族,地主,皇帝,士大夫,等等一切骑在人民头上的剥削阶级的贡献)

施密特:而且,儒学后来一度衰落。到公元900年左右才重新崛起。 汪晖:儒学衰落时期的几个朝代,统治者和学者多多少少也在试图重构儒家意识形态。 施密特:如今它又回来了。
批判:(施密特倒是朴素地认识到了赵修自从1976年复辟以来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扑,在文化大革命里被批烂了的儒家又被走资派请了回来,这个德国帝国主义的忠实仆人在认识上比睁眼说瞎话的汪晖好一点,但也仅此而已。)

施密特:大约和孔子同时有另一位大哲学家老子。毛泽东批不批老子? 汪晖:不批。老子多多少少被看作跟法家有点联系,同时又充满了辩证的思想。毛读过老子的书。他把老子当作谋略书来读。老子也确实可以从兵法的角度来读。
批判:(老子作为奴隶主阶级思想家,尽管他有朴素辩证法,但其的唯心主义思想要批判,毛主席主要是号召吸收其辩证法部分,其唯心主义思想要抛弃)

2. 毛泽东的“七分功” 施密特:当我90年代访问中国的时候,我问人们对毛的评价,异口同声的说法是“三七开”——七分功、三分过。人们现在还这样说吗? 汪晖:毛是中国人的一个情结。现如今,一些人对他深恶痛绝,另外一些人却对他持积极评价。人其实是很难用这么精确的比例来说明的。 施密特:他也解放了中国妇女。这一点眼下常被忽略。要说毛有什么成就,他为妇女解放铺平了道路。对吧? 汪晖:绝对是。另一个问题是尽管我们会在一个时期受苦,但那段历史却会成为下一阶段的基础。在“文革”结束后,邓小平面临很大压力,人们想让他贬低毛泽东,但邓拒绝了。这既是一种政治策略,因为改革的正当性来自于共产党的正当性;同时也是因为他深知,在文革造成巨大损失的同时,毛泽东时代也给中国国民经济打下了基础,搭起了框架。他的这个决定维系了共产党的存在,也巩固了其政治体制的正当性。否则,中国可能会陷入无政府状态。
批判:(这句话说明了赵修的做贼心虚,其在改开后走资本主义仍然不敢公然撕下自己的“社会主义”红皮,走资派邓小平只好提出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动文人汪晖可以认清赵修的这一妥协性,但他的屁股是走资派一方,只能放这种看起来“逻辑清晰,客观中立”的空屁)

施密特:这仍然有可能发生,可能性不大,但并非绝无可能。然后必然会再度出现一个强大统一的国家。这不是历史上的第一次革命。毛泽东说起来是马克思主义者,其实他从来不是。(笑) 汪晖:在中国,如何评价毛泽东至今是一个令人激动起来的话题。但他在文革期间说在他看来党内只有极少数人懂马克思主义。他是在七十年代说这个话的。 施密特:马克思信奉的是产业工人革命。毛泽东信奉的是农业无产者的革命。那跟马克思扯不上关系。他们的共同之处是都要革命。如今,马克思的革命是闹不起来了。德国就业人口中只有26%的人是产业工人。
批判:(1.马恩列斯毛,导师们的主义从来是连贯一体的,从来都是为了全世界所有无产者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说一千道一万,就一句:“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而施密特这种割裂工业无产者和农业无产者的观点无疑是资产阶级对马列毛主义的庸俗曲解。马克思处于19世纪中期西欧产业工人兴起的时期,以产业工人为革命主力军,毛泽东处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农民为主力军,都是结合当时社会实际来决定革命主力军,都是唯物辩证法以及历史唯物主义和客观实际情况相结合的优秀体现,德国帝国主义的仆人施密特用自己的形而上学世界观割裂马克思和毛泽东,自诩退休后主要时间都用来研究学术,真是应了那句话:“路线错误,书读越多越反动”。2.施密特觉得把产业工人比例降到26%就可以防止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真是令人哈哈大笑,德国无产者闹不起来,想必施密特心里很清楚,可惜他早在2015年就死了,就让笔者讲讲为什么,这个“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赵修在2005年对他的嘉奖称号-在任期内积极配合赵修改开,通过产业转移,使德国资本主义生产不受“福利国家”的约束自由发展,从而保证垄断资本的利润率,使全球资本主义暂时摆脱危机,同时也可以使得德国工人阶级被逐步打散、瓦解,从而既能逐步削弱摧毁“福利国家”,又能避免工人阶级的大规模反抗。任期内又发动了德意志之秋打击德国左翼,通过这些反动手段,来维持德帝国主义的江山,但是这些手段终究只是对腐朽的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修修补补罢了,无产阶级的反扑迟早会到来,当下世界上美欧俄中日各帝国主义正在由于帝国主义争霸的本性而逐步地走向它们的灭亡,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正在悄然待发。12年前施密特“革命是闹不起来了”的言论只不过是痴心妄想!)

施密特:你们必须废除户口制度。 汪晖:正在向那个方向努力。 施密特:你们必须废除整个户口制度。这是稳定国内局势的必要措施。群众一起来,你们就完了,但户口制度恰恰是让群众意识到自己是群众,鼓励他们以群众的方式去行动。废除那制度要多久呢? 汪晖:我想会很快。中国很多城市已经废除它了。相比于过去,户籍的意义已经大幅度下降了。目前的问题是土地所有权。因为每个农民都拥有一小片分到的土地,如果他们移居到城市里,他们仍然对那片土地拥有权利。 施密特:这也得改改。 汪晖:这是中国的大问题。有很多讨论。许多居住在城郊的农民不愿意放弃土地。 施密特:所以我宁可出家也不愿意治理中国啊。但户口制度不废不行。
批判:(不愧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为了将德国制造业转移到赵国,很会为赵修着想,但是在马列毛主义者看来,资产阶级可以为了更高效的剥削采用户籍制度,也可以为了更自由的剥削放弃户籍制度,这无关制度而是怎样才能更好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同样社会主义时期的户籍制度,也是以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为目的,缩小城乡差距,维护无产阶级真正的自由而非被剥削的自由。)

4. 城市化带来的改变 施密特:我想中国已经发生的重大变迁之一就是你们不再需要那么多农民了。他们正在移居到城市。城市则越来越大。北京已经有1900万人了,上海则接近3000万。这意味着农民从父辈继承下来的保守性格会有所削弱。 汪晖:有道理。 施密特:如今,中国人不再信仰父辈和祖辈。中国人信仰的是赚钱。 汪晖:是啊,这是个严峻挑战。按照一些西方学者的估计,到2035年,全球75大城市中,有25大将是中国城市,如果是这样,则意味着中国社会的社会结构将发生彻底改变。 施密特:城市化意味着人口聚集为群众。而群众心理学迥异于家族心理学或市场心理学。群众是可以诱导的。前所未有的城市化也许意味着,全体中国人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可诱导的群众。这至少是同北京和上海的雾霾一样严重的问题。
批判:(把人民群众视为群氓,持有反动的英雄史观,马克思和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英雄史观无非是要证明“历史上产生的阶级差别是自然的差别,人们必须向天生的贵人和贤人屈膝”,“最后得出一个答案:应该由贵人、贤人和智者来统治”。而这便是所谓“英雄史观”的反动之处。在马列毛主义者看来,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因为团结的,被组织起来的劳动人民能爆发出翻天覆地的力量; 因此资产阶级所鼓吹的唯心英雄史观就是反动的。)

汪晖:可是在中心大城市的生活并不舒适。中国政府并不一味鼓励巨型城市化,它目前更希望看到城镇化。 施密特:那问题就更复杂了。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生活水平远远高于小城镇——其实就是大村子。据我估计,上海的人均生活水平是一些小城镇的10倍。在这方面,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也很显著。由于大部分中国家庭受制于一胎政策,中国将逐渐变成一个老龄化社会。这将是21世纪中叶中国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 汪晖:太对了。儒学的一个教诲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讲的是尊老,讲的是同情心。但随着城市化进程,这些情感都受到了挑战。
批判:(太对了,无产阶级只要进城当农民工出卖廉价劳动力就好了,而我们的儒家知识分子为了不易祖宗纲常要考虑的就多了,反动的奴隶主阶级儒家学说向来是反革命复辟派的好用工具,马列毛主义者一定是要彻底批孔的。)

施密特:我可以设想未来美国和中国之间会开展一场竞赛。两国都不得不同时加大在社会保障领域的投入力度。美国人略略领先了,因为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社会保障网络,而中国的还不健全,部分城市有了,但更多的城市并没有。 汪晖:的确。过去十年,中国正努力重建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医保体系。尽管保障标准还很低,但已经实现了全覆盖。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中国拥有了可以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体系。昨天报纸上说,国务院召开会议,讨论提高社保标准,但另一方面财政的负担似乎太重了。
批判:(太努力了,努力到在谈话后的12年的今天赵修农村月养老金仍然不足100元,在马列毛主义者看来,资产阶级都是逐利的,所谓社会保障不过是另类的剥削形式罢了,就算是一些发达国家的福利制度也不过是利用从他国榨取来的超额利润来缓和本国阶级矛盾的手段罢了,想要人民受到保障就要建立真正属于人民的国家,也只有无产阶级革命可以做到。)

汪晖:比如说,政党制度怎么改? 施密特:你们是受了国际舆论的影响,欧洲的、北美的、伊斯兰世界的。中国一般不怎么关注伊斯兰世界的舆论,这倒没关系。你们的问题是太在意西方的舆论。西方、欧洲,本来大多数只是巴掌大的国家,相互还不怎么友好,可是它们就有本事搞出一套宣传来影响你们的思维。我想,邓小平当初说“我们要搞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国家”也就够了。可这个说法的含义并不清楚。什么叫“中国特色”?并不清楚。我认为中国必须找到自己的方式。不论她是否愿意,中国已经是世界经济的重要力量。中国停不下来,停下来就会有数千万人失业。但在这方面,德国人比中国人更不平衡,德国的就业对外贸的依存度是全世界最高的。德国人还在说中国人搞坏了世界经济平衡,简直搞笑。德国人、日本人、中国人都对世界经济失衡负有责任。顺便说说,台湾资本已经离不开中国大陆了。回想70年代,台湾还被称作“福尔摩沙”呢。记得邓小平有一次跟我说,他希望能活到香港回归的那一天,亲自踏上香港的土地。我觉得他心里想的其实是台湾。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沙文主义抬头则是一个危险迹象。
批判:(赵修自从复辟以来便积极宣传反动的民族主义,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来画大饼,迷惑无产阶级,让无产阶级心甘情愿被剥削,施密特站在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观点来反对赵修民族主义抬头,只是由于其为了德国帝国主义服务的立场决定的,毕竟如果赵修帝国主义和德国帝国主义搞争霸,那对资产阶级的利益的影响可是大大地坏)

6. 政党政治与民主危机 汪晖:你的谈话很有启发性。我还有一个问题。你说XJP面临复杂处境。中国有一些人在政治改革方面持另一种观点。很多人希望更彻底地效仿西方制度,例如多党制等等。但也有一些人说,我们是需要民主,例如基层选举和顶层的一些机制,但并不一定是投票式的民主。对此你有什么建议? 施密特:民主不是人类的终局。在未来的若干世纪里,可能会在不同方向上有好几种发展。现代民主问世只不过200来年。美国人从法国人、荷兰人和英国人那里借来一些理念,并在独立宣言里宣告了现代民主的诞生。民主有一些严重的问题。比如说,四年一选,政治家就只能捡好听的说给民众听。多党制并不是政治进步的最高点,而只是我们现有的最好制度。我会为了维系这套制度而奋斗,但我不会向中国推销它。英国人把它强卖给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荷兰人也曾试图把它兜售给印尼人。印度的民主其实并不奏效。我不会建议埃及、马来西亚、伊朗和巴基斯坦去盲目地引进民主。民主是西方产物,孔子没有发明它。发明它的是孟德斯鸠、约翰•洛克和一些荷兰思想家。
批判:(好一个旗帜鲜明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多党制并不是政治进步的最高点,而只是我们现有的最好制度”,这和墙内外自由派何其相似,我不禁想起自由派的“民主并不是最完美的制度,但其是人类现有的最好制度”之类的言论,这些观点只会误导赵国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让他们跳出赵修的民族主义洗脑后接着被墙外资产阶级自由派洗脑,最终走向反人民反革命的立场)

汪晖:我的许多日本友人认为,日本最好的出路是融入亚洲。但也有一些日本朋友觉得,今日的局势越来越像明清时代的东亚形势。 施密特:日本处境的基本事实是,日本在这一地区根本没有朋友,菲律宾、韩国、俄罗斯、中国、印尼,一个都不是。那些国家都被日本入侵过。所有的邻居都恨日本,即使今天的日本并没有犯任何罪行。日本从未真正理解过这一点。这一代日本人还是太嫩了。德国犯过的战争罪行绝对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要多。但我们比日本人幸运得多,有邻居愿意帮助我们。我们的父辈所犯下的罪行,是我们必须反省的。靠着这种反省,德国重新被欧洲接纳这种奇迹才可能发生。如今的欧盟虽然运行得很糟,但它毕竟使得任何两个欧洲民族之间爆发战争变得不再可能。但日本同周边国家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并没有完全排除。如果我是中国领导人,我会静待时机,采取古代帝王“羁縻外夷”的策略。到了本世纪中叶,中国将有15亿人口,而日本将仍然只有1.2亿,甚至更少。 ...... 汪晖:那这就是中、日两国面临的相似问题。如果你是两国领导人,你会怎么做? 施密特:我将在中国建立君主政体(笑)。 汪晖:中国过去有一些朋友,但如今这是个大问题。 施密特:在历史上,中国从来就没有朋友。好吧,有些人带着礼物上北京,至少表现得挺客气。你们是中央王国天朝上国嘛。你们不交朋友,但愿意让别人仰赖于你们的领导力。如今,这些人不愿再依附中国了。印尼人如此、印度人如此,韩国人、日本人莫不如此。
批判:(两个毫无唯物史观的人在这里提出“今日的局势越来越像明清时代的东亚形势”,“采取古代帝王‘羁縻外夷’的策略”,靠着这些唯心史观下的观点来谈论政治,只谈论帝王将相,还有只谈论抽象的”国家“概念。在马列毛主义立场分析历史时,从来不会否定历史上的个人作用,但更应该推崇历史中人民的作用,同时也要利用辩证法的武器将问题一分为二,哪些是主要矛盾哪些又是次要矛盾。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统治阶级的暴力机器,从“国家”的概念出发来谈论历史,看不到国家内部的阶级斗争情况,只会认为各个国家都是铁板一块,极其谬误。)

9. 互联网时代的阅读与政治 汪晖:我这次来的时候,在瑞典遇到大众基金会的一位朋友,我说我是来见你的。他说:“你很幸运,能会见德国唯一的智者。” 施密特:实际上你错了。(笑) 汪晖:但很多中国人都认同这一点。我读了你被翻译成中文的几本书,真正吃惊。你能把中国历史娓娓道来,太不可思议了。 施密特:那是因为我三十几年前就退休了。三十年来我做的主要是阅读,看看别人写的新东西。如果你活到我这么老,你也会是一个阅读者。也许你也会写上一两本。但主要是得当个阅读者。
批判:(路线错误,书读越多越反动,施密特几十年来不从事社会实践,在书斋里空读书,最终屁股歪成这个样子,成为德国帝国主义的忠实辩护士,马列毛主义者一定要牢记:正确的认识只能来自三大实践,即阶级斗争实践,生产斗争实践,科学实验实践。当代马列毛主义者一定要在阶级斗争的实践中锻炼自己,积极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在当下具体而言就是在政治报路线下建立一个地下革命家组织,和鼓吹立即融工的机会主义者划清界限。)

施密特:即使在中国,政府也需要取悦民众。 汪晖:如今格外明显。 施密特:即使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党也需要回应群众的感受。这和毛泽东时代不同了。毛泽东不需要取悦民众,他只需告诉他们什么要做,什么不能做,别的啥也不用说了。
批判:(这个德国帝国主义的辩护士又在拿着刻板印象黑文革了,碍于篇幅,读者请移步看马列毛主义者的文革史观:https://longlivemarxleninmaoism.online/t/topic/15748

汪晖:他是这个国家的建立者,但也倡导群众路线,要求干部回应群众的需求。 施密特:是啊,所以是“七分功”嘛。 10. 中国需要拥有长远眼光又能应对各种挑战的人 施密特:关于当今的中国,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事实,你们已经拥有了一批一流的大学。并不是所有大学都是一流,但有些的确是一流的。你们的大学也许有些忽视自然科学和工程方面的研究。你们太重视社会学、政治学、哲学而太不重视工程和管理了。当我第一次去中国的时候,你们一个律师都没有。如今你们有了成千上万的律师,而且大学里还在培养成千上万。也许有点过头了。你们需要的是工程师,需要的是真正懂中国经济的人。你们需要拥有长远眼光的人,能够同时应对各种挑战的人。 汪晖:同意。我觉得毛是有长远眼光的。但他能否真正管好现在的事情也是个问题。
批判:(在资产阶级腐化学校,无产阶级的下一代能学到什么呢?资本主义社会下学校教育的方方面面都充斥着脱离生产的资产阶级气息,看起来的实践的理工科学实际是做题服从测试学。赵修的教育无处不在体现资产阶级在教育领域的专政,一切服务于资产阶级,要无产阶级只能在资产阶级的框架内进行学习思考,将无产阶级培养成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俘虏,去充当资产阶级的奴仆。而且赵修大面积扩招只是为了缓解就业压力罢了,不管是律师还是工程师,都是被剥削的劳动力。)

二,揭开反动文人汪晖的画皮。

1.反动思想流毒甚远

在参加6 4天安门运动被镇压后,小资产阶级汪晖就转向做书斋先生,大学教授,不敢高谈阔论,即他所谓"即在最为困难的环境中,也不应该放弃学术研究,而当务之急,则是对近代思想和学术加以整理和检讨,试图以历史研究的方式来反省我们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遭遇的挫折。",和几十年前反动文人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之流如出一辙,于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汪晖转向《学人》,《二十一世纪》,《读书》杂志等所谓“独立的学术领域”,彻底变成了一个赵修在思想文化领域“温柔劝谏”的走狗,帮助赵修营造出意识形态领域在赵国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相对欣欣向荣的景象。无数学生,知识分子在这个反动文人的旗下被误导,误以为改变赵修的残酷压迫仅仅只要做一些小资产阶级的不触及根本的修修补补,然后自我感动即可。

2.大兴烦琐哲学。

那么他的《学人》,《二十一世纪》,《读书》里面的文章就是一些好货吗?在笔者看来,全是一些烦琐哲学的烂货!《学人》只有繁体字,日文,英文,发文者为赵国的教授,以及日本学者,讨论的内容为所谓”学术史和思想史“,笔者批判阅读这本书几小时后不堪其扰,就算笔者看得懂繁体字,里面的用语也是诸如”解构,范式,异化,符号,拟态“这样的晦涩的词语。《读书》也差不多,各路烦琐哲学盛行,明明几句话就可以讲完,非得水一篇又臭又长的文章,笔者实在不想看。而且《读书》自从1979年创刊以来,便历来是各路在文革中批烂了的封资修的文化阵地,例如艾青,周洋,赞扬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文章,美国资本主义文化的赞扬文章,经典的文革时受迫害的文章,等等。若是想知道赵修自从1976年后是怎么在在思想文化领域复辟资本主义,这本杂志倒不失为一个好史料,可惜研究这种东西并不是我们当代马列毛主义者应该做的主力工作,我们这代人的使命,是发起无产阶级革命,推翻帝国主义赵修!

3.沾名所谓”新左派“

他用形而上的所谓“去政治化”批判史观去研究文革和毛泽东,被资产阶级自由派知识分子称为“新左派”。占着“新左派”之名来垄断赵国学术界对文革的解释权,以符合官僚资产阶级仍然要披着“红皮”的统治合法性。

“1997年,汪晖发表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一文,标志着中国新左派的正式出场,该文在批判“作为现代化意识形态的启蒙主义以及当代形态”的同时,首次将马克思主义视为另一种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其意义不仅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塑造成一个推动世界现代化的理论先驱,更重要的是,他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版本的毛泽东思想视为“反现代的现代性理论”,认为毛的社会主义既是现代化的意识形态,也是对欧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批判。正是从这个前所未见的“理论创新”出发,汪晖试图从毛的思想资源中重新建构出中国区别于西方的现代性模式,提出应该在“新的全球化条件下重新思考中国的发展模式”,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中走出一条“中国道路”。”

什么意思?我们来翻译如下:汪晖批判西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认为毛主义对于发展赵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贡献。

可以看到,这与赵国官僚资产阶级始终不敢否定前30年以及不敢在名义上直接走资产阶级代议制以维护自身统治合法性的需求高度重合。自然会受到赵国官方的高度支持,从他在学术地位上从教授到院长节节攀升就可看出。这种“新左派”无疑相当具有迷惑性,思想文化领域关于文革的认识经过这些反动文人的春秋笔法和烦琐哲学,是越描越糊,越来越偏。许多看到社会不公平现象的青年不免会会想起中国历史上曾经有那么一个时期,人人皆有大鸣大放大字报的言论自由,国家是为人民服务的那个时期,但是这些醒过来的青年转身又掉入了这些小资产阶级的“新左派”学术圈,掉进泥潭中,实在令人惋惜。

三,当代马列毛主义者要革命,应该走什么路线?

就是要贯彻政治报路线,培养紧密团结的地下革命家组织,坚持地上地下隔离、民主集中制,最终形成一个全国地下融工网络。政治报路线下,通过义务劳动的锻炼组织性和纪律性,才能有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队伍。只有通过这条路线,造就一个紧密协同的工业化地下革命家组织,全国性地融工,我们才有在赵修专政力量强大的地上建设群众组织的资格。之后在伪装成单纯群众互助组织的地上组织中,通过经济互助、帮群众打败欺负他们的地痞流氓黑社会来吸引人,也以组织内经济互助、战斗值班的义务劳动来筛选人,将筛选出的先进工人引流到地下革命家组织进行政治灌输,形成对抗赵修军警宪特的地下红军。从而隐蔽地将全国的群众组织起来,扩大革命力量,向着革命胜利稳步迈进。

左翼青年们请不要再当理论马列毛主义者了,走出书斋吧,快来投身政治报路线下的革命,远离机会主义者,积极建设地下革命家组织,早日推翻赵修!

受墙外资产阶级自由派思想蛊惑的青年们,请左转吧,来学习真正的马列毛主义,加入我们,一起建设组织,早日推翻这吃人的赵修!

附:会议原文如下
引子
汪晖:几年前,我在《时代》周报的论坛上见过你,但没有机会谈话。谢谢你安排了今天的会见。来见你之前,我心里也有些问题,但我们还是先随意谈话,看能够讨论哪些问题。可以吗?

施密特:这样好。

汪晖:你接受采访的时候,曾经谈到早年访问中国的经历,还谈到邓小平在会见的时候吸烟。

施密特:我见过他三次。每次时间都很长。他是个了不起的倾听者。跟毛泽东很不一样。

汪晖:毛说得很多?

施密特:毛听得不用心。他说得其实不多,但他并没有用心听。他对自己的想法深信不疑,而且一信就是几十年。

中华文化的自我更新与重构
施密特:中国有一件事让我没法儿彻底理解。中华文明、包括她的语言文字等等,至今已有3000多年历史了。3000多年前的古文明不止中国一个,我们有埃及、伊朗、希腊、罗马。但那些古文明都已经消逝了。今天的伊朗已经不是古代的伊朗,今天的希腊也不是古代的希腊,印加帝国则更是不存在了。可是中国依然存在。而且历尽4000年沧桑,中国又突然复兴了。这是怎么做到的?

汪晖:我的看法是,中华文明有一种构造和重构自身连续性的倾向。虽遭多次打断,但这种内在倾向一次次令其不绝如缕。因此,我认为儒学是一种政治文化,而不仅仅是一种哲学文化。

施密特:儒学文明是公元元年左右兴起的,差不多是孔子逝世500年后。也就是说,中国的4000年文明,儒学顶多只覆盖了一半。

汪晖:确实是这样,中华文明是由各种力量重构的。我读过你的一些书,你关于中国历史的渊博知识令人惊叹。

施密特:而且,儒学后来一度衰落。到公元900年左右才重新崛起。

汪晖:儒学衰落时期的几个朝代,统治者和学者多多少少也在试图重构儒家意识形态。

施密特:如今它又回来了。

汪晖:是的。他们总是在试图重构它。最难理解之处在于,中华文明曾被契丹、蒙古和女真等游牧民族重创或打断,但那些来到中国的游牧民族统治者也试图遵循中国历代王朝的传统来重建它。他们往往会尊崇儒学,但同时以不同方式保留自己的文化和多样性的认同,最终也丰富了中国文明。

施密特:中国的政治文明有一个方面不同于其他文明:中国历代儒学王朝并没有独尊一种国教。儒学是哲学,是伦理,但不是宗教。你们中国人信仰的不是神。作为儒者,你或者你的先辈信仰的是什么?

汪晖:孔子自己说过"敬鬼神而远之"。

施密特:你的理论是说,经过那么多朝代,那么长的岁月,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原因是不断自我更生(reinvention)?

汪晖:在某个范围内,是的。

施密特:那在别的范围是什么情况?

汪晖:在别的范围内,例如,在农村,有好些遗产一直传承下来。直到20世纪,中国都是一个农业文明。"耕读传家"一直是中国人的主流生活方式。但如今有了大变化。另一种大转型正在上演。

施密特:农民总是比较保守的。他们固守祖辈、父辈教给他们的东西。全世界的农民都是这样的。这不是什么中国特色。

汪晖:这当然不是。但在保守的同时也有激进的一面。毛泽东本人就是一个矛盾性格。一方面他非常激进,另一方面也很传统。我在中学的时候,就在毛泽东的影响下学习中国古代经典了。

施密特:毛号召你们学?

汪晖:也算也不算。毛说,我们要"评法批儒"–批判儒家、支持法家。那是1974年开始的一场政治运动。就连我们中学生也被要求阅读儒家著作,然后加以批判。我们就这样读了不少古代典籍。

施密特:可我的印象好像是,毛泽东甚至不允许人们公开引用孔子言论啊。

汪晖:是这样。但主要是1974年搞"批林批孔"以后。因为据说林彪图谋复兴儒学,所以毛发动了一场运动批判儒学。

施密特:大约和孔子同时有另一位大哲学家老子。毛泽东批不批老子?

汪晖:不批。老子多多少少被看作跟法家有点联系,同时又充满了辩证的思想。毛读过老子的书。他把老子当作谋略书来读。老子也确实可以从兵法的角度来读。

毛泽东的"七分功"
施密特:当我90年代访问中国的时候,我问人们对毛的评价,异口同声的说法是"三七开"–七分功、三分过。人们现在还这样说吗?

汪晖:毛是中国人的一个情结。现如今,一些人对他深恶痛绝,另外一些人却对他持积极评价。人其实是很难用这么精确的比例来说明的。

施密特:他也解放了中国妇女。这一点眼下常被忽略。要说毛有什么成就,他为妇女解放铺平了道路。对吧?

汪晖:绝对是。另一个问题是尽管我们会在一个时期受苦,但那段历史却会成为下一阶段的基础。在"文革"结束后,邓小平面临很大压力,人们想让他贬低毛泽东,但邓拒绝了。因为他深知,在"文革"造成巨大损失的同时,毛泽东时代也给中国国民经济打下了基础,搭起了框架。他的这个决定维系了共产党的存在,也巩固了其政治体制的正当性。否则,中国可能会陷入无政府状态。

施密特:这仍然有可能发生,可能性不大,但并非绝无可能。然后必然会再度出现一个强大统一的国家。这不是历史上的第一次革命。毛泽东说起来是马克思主义者,其实他从来不是。(笑)

汪晖:在中国,如何评价毛泽东至今是一个令人激动起来的话题。但他在文革期间说在他看来党内只有极少数人懂马克思主义。他是在七十年代说这个话的。

施密特:马克思信奉的是产业工人革命。毛泽东信奉的是农业无产者的革命。那跟马克思扯不上关系。他们的共同之处是都要革命。如今,马克思的革命是闹不起来了。德国就业人口中只有26%的人是产业工人。

户籍制及其他
汪晖:可德国的就业率还是高于欧洲平均水平。

施密特:是要高一些。不一定比荷兰、北欧或波兰高。但说到底产业工人还是一小群。比他们两倍还要多的人,虽然工作,但不是工人。他们坐办公室,在电脑前工作。统治世界如今是用电脑的。

汪晖:中国的情况略有不同。中国仍然有近3亿工人–农民工。那是世界上最大的劳动阶级。在20世纪初革命刚开始的时候,中国只有不到200万的工人。

施密特:你们必须废除户口制度。

汪晖:正在向那个方向努力。

施密特:这是稳定国内局势的必要措施。群众一起来,你们就完了,但户口制度恰恰是让群众意识到自己是群众,鼓励他们以群众的方式去行动。废除那制度要多久呢?

汪晖:我想会很快。中国很多城市已经废除它了。相比于过去,户籍的意义已经大幅度下降了。目前的问题是土地所有权。因为每个农民都拥有一小片分到的土地,如果他们移居到城市里,他们仍然对那片土地拥有权利。

施密特:这也得改改。

汪晖:这是中国的大问题。有很多讨论。许多居住在城郊的农民不愿意放弃土地。

施密特:所以我宁可出家也不愿意治理中国啊。但户口制度不废不行。

汪晖:中国改革是从地方上开始的。很多政策,中央政府最后只是去肯定它。它们不是政府发明的。

城市化带来的改变
施密特:我想中国已经发生的重大变迁之一就是你们不再需要那么多农民了。他们正在移居到城市。城市则越来越大。北京已经有1900万人了,上海则接近3000万。这意味着农民从父辈继承下来的保守性格会有所削弱。

汪晖:有道理。

施密特:如今,中国人不再信仰父辈和祖辈。中国人信仰的是赚钱。

汪晖:是啊,这是个严峻挑战。按照一些西方学者的估计,到2035年,全球75大城市中,有25大将是中国城市,如果是这样,则意味着中国社会的社会结构将发生彻底改变。

施密特:城市化意味着人口聚集为群众。而群众心理学迥异于家族心理学或市场心理学。群众是可以诱导的。前所未有的城市化也许意味着,全体中国人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可诱导的群众。这至少是同北京和上海的雾霾一样严重的问题。

汪晖:目前中国领导人和知识精英在争论一个问题:未来改革的路径问题,城市化之类的趋势等等。基本上大家同意,由于全球化的大背景,城市化趋势不可阻挡,这是讨论的前提条件,但中国的土地所有权是公有和集体所有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城市与乡村的关系。

施密特:我不敢肯定我理解了你的意思。

汪晖:争论是关于土地私有化问题的。有些人认为,因为中国的土地所有权是公有和集体的,我们需要土地私有化。另外一些学者则不同意。他们主张乡土重建,也就是说,在城市化进程的同时,重建乡土社会。因为即使未来五十年,中国的农业人口急剧减少,我们仍会有5亿农民。

施密特:我猜,中国今日一个村的平均规模是一千人吧。几百年前是几百人。甚至在孙中山时代也只有几百人。1911年时中国的总人口有多大规模?

汪晖:大约4亿。

施密特:现在有13亿了,而且13亿人大多数住在城里。这个进程一定会持续,无论你是否乐意。

汪晖:可是在中心大城市的生活并不舒适。中国政府并不一味鼓励巨型城市化,它目前更希望看到城镇化。

施密特:那问题就更复杂了。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生活水平远远高于小城镇–其实就是大村子。据我估计,上海的人均生活水平是一些小城镇的10倍。在这方面,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也很显著。由于大部分中国家庭受制于一胎政策,中国将逐渐变成一个老龄化社会。这将是21世纪中叶中国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

汪晖:太对了。儒学的一个教诲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讲的是尊老,讲的是同情心。但随着城市化进程,这些情感都受到了挑战。

施密特:我可以设想未来美国和中国之间会开展一场竞赛。两国都不得不同时加大在社会保障领域的投入力度。美国人略略领先了,因为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社会保障网络,而中国的还不健全,部分城市有了,但更多的城市并没有。

汪晖:的确。过去十年,中国正努力重建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医保体系。尽管保障标准还很低,但已经实现了全覆盖。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中国拥有了可以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体系。昨天报纸上说,国务院召开会议,讨论提高社保标准,但另一方面财政的负担似乎太重了。

施密特:医学的昌明可以缓解压力。我们的子孙比我们活得长,至少可以长五年。我今年95了还活着,要感谢现代医学。中国既有现代医学,也有中医–一部分有价值,一部分是胡诌,可以把它们结合起来。中国的人均寿命有50多了吧?

汪晖:已经达到70多了。

施密特:那么快?

汪晖:是的。

施密特:真惊人。我还以为是58、59呢。

汪晖:已经达到70了。

施密特:将来会达到80的。

汪晖:是啊,中国人的平均寿命远高于印度,和俄罗斯相当。当然还比不过日本,但也没那么低。

施密特:这个指标还会提升。而且,与此同时,政府行动的自由度会大大降低。

汪晖:对。社会对政府行动的压力增大了。首先,时代变了。全球化对中国影响深远。同其他国家,特别是一些西方国家比起来,中国的独立性依然较高。城市居民的意愿非常强烈。以前,抗议活动主要发生在农村,如今,市民则充当起先锋。

施密特:但与此同时这些抗议不是针对中央政府的。在很多情况下,这些事件甚至加强了中央权威的合法性。

汪晖:是的,那是另一个现象。很多抗议的诉求是社会公平。

政治体制改革
汪晖:有一点我想向你请教。在中国,不仅是在知识分子圈子里,而且在党内,长期以来一直有一个争论–政治体制改革。所有人都知道,政治体制要改革。但应该怎么改?你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何建议?

施密特:说句玩笑话,我会说"感谢上帝没有让我处在XJP的位置上。"要同时做太多事情了。一方面,中国能做到领导层每十年一换届,以年轻的领导人代替年长者,没有哪个领导人到了毛泽东和邓小平那么大的年纪还在位子上,让我很吃惊,这很有好处。另一方面,作为外国人、欧洲人,我不了解XJP和他的同事们,没法儿给出意见。只是觉得,在同一时段有太多任务要完成,是非常困难的。

汪晖:比如说,政党制度怎么改?

施密特:你们是受了国际舆论的影响,欧洲的、北美的、伊斯兰世界的。中国一般不怎么关注伊斯兰世界的舆论,这倒没关系。你们的问题是太在意西方的舆论。西方、欧洲,本来大多数只是巴掌大的国家,相互还不怎么友好,可是它们就有本事搞出一套宣传来影响你们的思维。我想,邓小平当初说"我们要搞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国家"也就够了。可这个说法的含义并不清楚。什么叫"中国特色"?并不清楚。我认为中国必须找到自己的方式。不论她是否愿意,中国已经是世界经济的重要力量。中国停不下来,停下来就会有数千万人失业。但在这方面,德国人比中国人更不平衡,德国的就业对外贸的依存度是全世界最高的。德国人还在说中国人搞坏了世界经济平衡,简直搞笑。德国人、日本人、中国人都对世界经济失衡负有责任。顺便说说,台湾资本已经离不开中国大陆了。回想70年代,台湾还被称作"福尔摩沙"呢。记得邓小平有一次跟我说,他希望能活到香港回归的那一天,亲自踏上香港的土地。我觉得他心里想的其实是台湾。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沙文主义抬头则是一个危险迹象。

政党政治与民主危机
汪晖:你的谈话很有启发性。我还有一个问题。你说XJP面临复杂处境。中国有一些人在政治改革方面持另一种观点。很多人希望更彻底地效仿西方制度,例如多党制等等。但也有一些人说,我们是需要民主,例如基层选举和顶层的一些机制,但并不一定是投票式的民主。对此你有什么建议?

施密特:民主不是人类的终局。在未来的若干世纪里,可能会在不同方向上有好几种发展。现代民主问世只不过200来年。美国人从法国人、荷兰人和英国人那里借来一些理念,并在独立宣言里宣告了现代民主的诞生。民主有一些严重的问题。比如说,四年一选,政治家就只能捡好听的说给民众听。多党制并不是政治进步的最高点,而只是我们现有的最好制度。我会为了维系这套制度而奋斗,但我不会向中国推销它。英国人把它强卖给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荷兰人也曾试图把它兜售给印尼人。印度的民主其实并不奏效。我不会建议埃及、马来西亚、伊朗和巴基斯坦去盲目地引进民主。民主是西方产物,孔子没有发明它。发明它的是孟德斯鸠、约翰•洛克和一些荷兰思想家。

汪晖:很少有西方领袖会公开发表这样的言论。

施密特:这并不代表我一定是错的。

汪晖:目前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到2030年中国就会成为第一大经济体。

施密特:讨论这会发生在2030年还是2040年,是有意义的。

汪晖:这是19世纪以来全球历史的一大变局,不仅对中国而言是如此,对亚洲也是如此。如何评估这一变局呢?在这个变局下,我们如何讨论政治制度的变迁?

施密特:人们对西式民主感兴趣的一个原因是无需流血就能实现政府更替。这是个很大的优势不假,但这改变不了民主是西方产物的事实。它在古希腊的雅典运作了不到200年,在古罗马从未真正运作过,然后就没有在任何一个国家运作过,直到美国独立为止。英国算是个先驱,但他们贩卖奴隶。甚至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也是蓄奴的,只有雅典公民才有投票权。有一个雅典公民,就有三个没有投票权的居民,其中一个就是奴隶。美国甚至到了19世纪中叶还公开搞奴隶制呢,美国南北战争也是为了奴隶制的存废。到了本世纪中叶,你瞧着吧,墨西哥人和非洲裔美国人及其子女将构成美国选民的一半。到时候不论谁是总统,都得顺着那些选民的心意。美国会从一个世界大国变成另外一副样子。中国也会变。是不是会变成民主国家,还有待观察。我觉得是不会。

汪晖:那么一党制会不会…

施密特:你们也不会继续停留在一党体制。总会发生一些大事。在中国过去2000年的历史上,已经发生了许多巨变。

汪晖:你说不会是一党体制。那会不会是一个后政党体制?我觉得今天的政党已经不同于20世纪的政党,即仍然是政党,但可以称之为后政党。

施密特:你们已经是后共产主义体制了,但还没有进入一个新纪元。我们还没有讨论过伊斯兰问题。这个地球上超过10亿人是伊斯兰教徒。这对中国人不算威胁,但却是西方民主国家的威胁。

东亚危机与孤独的大国
施密特:我们本来是打算进行一个私人会面的,现在已经谈了三个钟头了。你还愿意再谈一会儿吗?

汪晖:是的。东亚局势正在恶化。从晚清以来日本是这个地区最强的国家,它对中国的复兴没有准备。我经常访问日本,我发现日本人被某种迷茫情绪缠绕。他们觉得,虽然中国有种种问题,但在经济和军事上都在崛起。

施密特:日本只有1.2亿人口,中国可有13亿。

汪晖:我的许多日本友人认为,日本最好的出路是融入亚洲。但也有一些日本朋友觉得,今日的局势越来越像明清时代的东亚形势。

施密特:日本处境的基本事实是,日本在这一地区根本没有朋友,菲律宾、韩国、俄罗斯、中国、印尼,一个都不是。那些国家都被日本入侵过。所有的邻居都恨日本,即使今天的日本并没有犯任何罪行。日本从未真正理解过这一点。这一代日本人还是太嫩了。德国犯过的战争罪行绝对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要多。但我们比日本人幸运得多,有邻居愿意帮助我们。我们的父辈所犯下的罪行,是我们必须反省的。靠着这种反省,德国重新被欧洲接纳这种奇迹才可能发生。如今的欧盟虽然运行得很糟,但它毕竟使得任何两个欧洲民族之间爆发战争变得不再可能。但日本同周边国家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并没有完全排除。如果我是中国领导人,我会静待时机,采取古代帝王"羁縻外夷"的策略。到了本世纪中叶,中国将有15亿人口,而日本将仍然只有1.2亿,甚至更少。

汪晖:因为日本的生育率非常低。在东京,我看到好多中小学都关门了。

施密特:我去过日本五十多次,有很多日本朋友。如果我是中国人,我就等着看,他们要过多久才会提着礼物来见我,而且我相信他们会再三登门的。姑且给他们点时间,别为了区区一个钓鱼岛就开战。

汪晖:嗯。我也觉得钓鱼岛争端未必值得中国人投入这么多的注意力。

施密特:多得太多了。顺便说一句。我这辈子最震撼的一次经历,就是在那霸南端的姬百合之塔前凭吊二战死难者的亡灵。"姬百合"是主要由冲绳当地女学生组成的护士队。在美军登陆冲绳的战役中,她们大部分死于战火。在附近的慰灵碑林里,人们可以看到日本人的名字、中国人的名字、俄国人的名字、甚至还有德国人名字…没有其他的符号,只有死难者的名字。日本人、中国人、美国人、德国人都被一样对待。说到冲绳。我觉得如果遵从冲绳人民的意愿,他们会脱离日本独立。

汪晖:他们甚至曾经拟过一份独立宪法。不过今天时过境迁。尽管冲绳仍有政治运动,但重点已经是美军基地问题。

施密特:冲绳美军基地是个要害问题。强暴妇女的恶行当然发生过。你想,20岁小当兵的能做什么事。

汪晖:这是一大难题。你比较战后德国和日本的不同境遇。在中国,我们经常说为什么德国跟日本如此不同。原因当然有很多,但其中一个是,美国在东亚和西欧采取了不同政策。是美国纵容了日本的战后民族主义。

施密特:与其说是美国,不如说是麦克阿瑟。

汪晖:正因如此,日本的一些进步人士认为,当今的天皇制度并非日本固有天皇统系的延续,而是麦克阿瑟占领时期的产物,这是当前日本民族主义的重要背景。

民族矛盾、宗教问题与亚洲的未来
汪晖:中国国内不同民族之间目前有不少冲突。这是另一个难题。你知道2009年新疆爆发了非常严重的事件。中亚目前是民族分离主义的一个新的策源地。

施密特:印尼有2.5亿人。大多数是穆斯林。他们并不极端,虽然排华但并不严重。海外中国人差不多有5000万,有一半生活在印尼。这不会对中国政府构成一个问题。

汪晖:印尼华人社会与新加坡或马来西亚的华人社会非常不同。他们连名字都改了。曾有一段时间华人被禁止使用中国姓名。所以他们很多人丧失了身份。马来西亚不一样,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很强大。

施密特:马来西亚比印尼小多了。巴基斯坦重要得多,它差不多是马来西亚的十倍那么大,约有人口2亿。这个国家根本没法儿治理。

汪晖:另一个问题。十年前,亚洲区域一体化讨论得很热烈。日本、中国、韩国曾经付出很大的努力。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是第一个提出东盟十国加一国实施自由贸易机制的国家。你应该记得这一点吧。

施密特:我不记得了。

汪晖:中国提出了十加一的方案,十个东南亚国家加上一个中国,形成自由贸易区。日本和韩国接着提出了十加三。当时对亚洲一体化前景有一种乐观情绪,欧洲的经验给我们很大鼓舞。

施密特:它肯定搞不成。

汪晖:如今它的确陷入了困境。

施密特:原因有很多。像日本一样,中国在这个地区也没什么朋友。中国领导人却意识不到这一点。你们觉得不需要朋友。你们自己就够大了,可以自足了。就算你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你还是没有朋友。他们不会加入一个由中国领导的联盟,像欧洲这样的。

汪晖:那这就是中、日两国面临的相似问题。如果你是两国领导人,你会怎么做?

施密特:我将在中国建立君主政体(笑)。

汪晖:中国过去有一些朋友,但如今这是个大问题。

施密特:在历史上,中国从来就没有朋友。好吧,有些人带着礼物上北京,至少表现得挺客气。你们是中央王国天朝上国嘛。你们不交朋友,但愿意让别人仰赖于你们的领导力。如今,这些人不愿再依附中国了。印尼人如此、印度人如此,韩国人、日本人莫不如此。

汪晖:一位著名日本学者曾建议说,亚洲的区域一体化可以彻底不同于欧洲的一体化。一个原因是欧洲一体化依托于国家间关系逐渐形成一种超大型国家的体制。亚洲一体化不可避免也涉及国家间关系,但是其类型却是网络式的,不会以形成超大型的统一政治体为目标。我明天要去参加柏林洪堡大学举办的国际法全球史大会,会谈到这样一些问题。

施密特:国际法是400年前的一项发明。跟孔子学说比起来,跟中国历史和中国文明比起来,年轻多了。中国人有一个优势,那就是你们有统一的书写文字。你们甚至可以看懂一些日文报纸。你可以不懂日本哲学,但你能读他们的报纸。

汪晖:尤其是学者,我们可以查阅大部分日本古籍,因为很多都是汉文典籍。

施密特:相比欧洲来说,这是一个大优势。5亿欧洲人,一国有一国的语言文字。这个困难不容低估。

汪晖:拉丁文呢?

施密特:欧洲人相互之间说英语。拉丁文太难了,那是教授的语言。

汪晖:那么文化认同的理念呢?

施密特:历史上它没起过什么作用。最后一次扮演角色是12世纪的意识形态。后来就式微了。

汪晖:中国的语言是个大问题。如果拿中国与印度相比…

施密特:印度有一千种语言。

汪晖:有一千种,所以不得不相互说英语…

施密特:上层是说英语。孟买街头的百姓可不说。

汪晖:我问过一位计算机专家。他说印度软件业很发达,堪与美国相比。但说到硬件,就得看中国了。中国由于语言差异,不得不自主开发一套系统。这就是中国和印度在全球分工体系中各自地位的由来。

施密特:而且印度的人口密度比中国更大,土地更有限,而且这个矛盾还在加剧。谢天谢地,你我不是这个世界的领导人。(笑)

互联网时代的阅读与政治
汪晖:我这次来的时候,在遇到瑞典遇到大众基金会的一位朋友,我说我是来见你的。他说:“你很幸运,能会见德国唯一的智者。”

施密特:实际上你错了。(笑)

汪晖:但很多中国人都认同这一点。我读了你被翻译成中文的几本书,真正吃惊。你能把中国历史娓娓道来,太不可思议了。

施密特:那是因为我三十几年前就退休了。三十年来我做的主要是阅读,看看别人写的新东西。如果你活到我这么老,你也会是一个阅读者。也许你也会写上一两本。但主要是得当个阅读者。

汪晖:你从政府退下来以后创办了一家报纸?

施密特:我没有创办一家报纸。它早就有了。

汪晖:我想那报纸一定少不了你。

施密特:难说。

汪晖:你对媒体的前景怎么看?

施密特:目前,它们还是太有势力了。至少在代议制民主国家里是这样。我认为在议会民主制国家,媒体在挖这种制度的根基。特别是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媒体的影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纸质媒体日益边缘化。如果人们随时能谷歌一下,谁还会去读老子、孔子?

汪晖:是啊。我们可以谷歌他们,同时不用去思考他们。

施密特:其中不包括我。

汪晖:智者是不同的!(笑)如果比一比你从政的时候。那时候媒体还不是现在这样,很不同。

施密特:是不同,但如今未必更容易对付。

汪晖:有时反而更难对付了。如今,互联网分分钟在对你的所作所为做出回应。这也是让中国官员们头疼的事情。一方面中国政府似乎顽固不化、爱理不理,但另一方面它们有时候又轻易妥协,那往往是为了取悦网络民意,结果未必都是好的。

施密特:即使在中国,政府也需要取悦民众。

汪晖:如今格外明显。

施密特:即使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党也需要回应群众的感受。这和毛泽东时代不同了。毛泽东不需要取悦民众,他只需告诉他们什么要做,什么不能做,别的啥也不用说了。

汪晖:他是这个国家的建立者,但也倡导群众路线,要求干部回应群众的需求。

施密特:是啊,所以是"七分功"嘛。

中国需要有长远眼光应对挑战的人
施密特:关于当今的中国,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事实,你们已经拥有了一批一流的大学。并不是所有大学都是一流,但有些的确是一流的。你们的大学也许有些忽视自然科学和工程方面的研究。你们太重视社会学、政治学、哲学而太不重视工程和管理了。当我第一次去中国的时候,你们一个律师都没有。如今你们有了成千上万的律师,而且大学里还在培养成千上万。也许有点过头了。你们需要的是工程师,需要的是真正懂中国经济的人。你们需要拥有长远眼光的人,能够同时应对各种挑战的人。

汪晖:同意。我觉得毛是有长远眼光的。但他能否真正管好现在的事情也是个问题。

施密特:毛泽东对中国人民的生命力极有信心。他碰到我的时候就说:"我是马克思主义者,你是康德主义者,我们都是德国人。"但这两个判断可能都未必正确。然后他说中国和苏联必有一战。苏联有更多的导弹、更多的飞机、更多的士兵、更多的坦克。但我们会让他们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他真心相信那一点。

汪晖:他的确相信。不过他早年也读过康德。

施密特:他是个博学的人。但因为文革期间的一些残忍事件,我不会原谅他。我有一个中国朋友关愚谦,他如今是汉堡大学的教授。他是文革期间逃离中国的,他的好些亲戚都死了。70年代他逃走以后,他的公民权就被剥夺了,后来逃到开罗,还被投入监狱。辗转到了德国才安定下来。如今他倒可以常回中国,一半时间住在上海。他在中国有名吗?

汪晖:在知识分子中间挺有名的。你还会去中国吗?

施密特:不会了,我太老了。我还记得一位老朋友–黄华,他是外交部长。知识分子们还记得他吗?

汪晖:记得。但大多数人更记得乔冠华。他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时代表中国做演讲的那一位。

施密特:那可是美国反对的。基辛格本来可以让你们再等一阵子,可后来他成了中国之友。

汪晖:此后一直都是。我认为基辛格在中国比在美国还要受欢迎。

施密特:我想我们就在这里结束吧。

汪晖:好的,非常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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