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资产阶级毒草电影转嫁矛盾、污蔑革命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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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1:资产阶级电影中的“智能机器人还会有自己的意识”,其实还有“视无产阶级为机器人”的意识。资产阶级眼中的在无产阶级便是如同机器人一般的听资本家使唤的工具,能够成为资产阶级创造利润而又没有人权的工具!各类反动影片中的“ 智械危机”正是资产阶级眼中的无产阶级造反,造反的时刻开始奴隶也便不再是奴隶,是用斗争争取权力的人!;另一种影片描绘的资产阶级机关反对黄赌毒,可实际上社会便是消灭不了黄赌毒。这不是因为什么“永恒不变的人性”,而是其本身便是资产阶级专政造成的俄国。正如“凶手自己会回到案发地点”一样,高声叫嚷着“打击黄赌毒”的资产阶级政府正是一切罪恶的源头,要扫清旧社会的一切污垢靠的不是压在群众身上的统治者,而是人民之间联合起来用组织去挥动革命的扫帚!

编者按2:智械危机就是一种典型的资产阶级转移矛盾的手段,通过营造出空前强大的外部敌人,让人类忽视掉内部的阶级矛盾、贫富差异,一致对外。黄赌毒和黑社会等社会问题是无一例外都是资产阶级专政的结果,资产阶级的警察也绝非影视剧中塑造得那般冰清玉洁、铁面无私,他们同样是代表资产阶级镇压无产阶级的刀斧手。

这次笔者来谈一谈文艺方面的问题,小说、电影等文艺作品具有鲜明阶级性,这不仅是在理论上可以确定,在实际上也是体现得再明显不过了。资产阶级往往在文艺方面渗杂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毒草,让其充当“牧师式的职能”,作为一种愚民政策,妄图维护摇摇欲坠的资本主义制度。文艺上向来是一个战场,一种战线,文革也是以文化方面作为突破口、导火索的。所以同样在这个领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资产阶级专政,马列毛主义者有必要坚决批判各类资产阶级毒草。

所谓机器人取代人类/觉醒造反问题

资产阶级电影界和科技界有一种由来已久的说辞,好像机器人不但能把人取代了,而且智能机器人还会有自己的意识,什么机器人造反危险到人类生存等等。然而这只不过是资产阶级混淆视听,在思想上转移阶级矛盾的手段。机器人不是人,机器人的所谓“意识”,只是一种生产力的体现,而非人的、哲学上的意识,机器人的“劳动”,也只是一种生产力、工具的体现,而非人的劳动。因而机器人不会创造商品的价值,只能作为一种生产工具把自身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同时自身的价值损耗降低,直至报废以后,折旧的费用用来重新购买、更新新的机器人。机器人无法将人取代,这既是一个关于到唯心主义还是辩证唯物主义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立场路线问题。唯有劳动才能创造价值,资本家花100元买机器人,50元买原材料,机器人加工后产品资本家只能卖150,利润为0元,就这么简单(假设资本家啥都不管,也不是手工业劳动生产)。某个“资本家”如果仅仅靠机器人赚到钱了,那他就不是资本家了,而变成个体手工业者,自己参与劳动了。在部分领域生产能够比较完全地机械化,但也完全不能在电影《我,机器人》中,讲述了一个超级大脑自我意识觉醒,然后带领一群人机器人造反,变成灾难片。但这只能是资产阶级的幻想,前面已经说过,机器人的所谓“意识”,只是一种生产力的体现,而非人的、哲学上的意识,因此机器人的各种运作只能是物质的运动。思维是形式与内容的对立统一,思维只能是社会的人才有的。语言能够表现意识,文字能够表现意识,计算机、人工智能、机器人也是。语言文字表现意识,比如笔者正在写的文字,但是文字这种形式还没有将意识的共性完全表现出来,还没有完全地将思维形式表现出来,文字有一万多个,包含着不同的内容。计算机二进制代码只需要0和1两个数字,极大地减少了思维的内容,重点保留了思维的形式。“把人的思维抽象到这样的高度,就有可能把人的思维过程纯形式的侧面转嫁给机器。没有这种高度的抽象是不行的。”人的思维如果极其不抽象,内容是重点而形式思维可以忽略,那么人的思维的表现形式就是画画,直接去表现看到的物质,连文字都不行,最早的人类在洞穴里画岩画就是这样,如果人的形式思维稍微多了点,那么表现人的思维的过程可以通过手写文字(象形文字-现在的各种文字等)来完成,当需要表现纯粹形式思维时,就可以通过计算机或者机器人的二进制代码来实现,只有到这样的程度才可以将表现思维的过程脱离于人体。于是电子的运动代替了墨水的运动,仅此而已。作为意识的表现来说,人的器官和机器人是有同一性的,两者对立统一。机器人不过是人的器官的延伸。而资产阶级在叫嚷着什么呢,什么机器人自我意识觉醒的可能等等,不过是胡说八道。比如说,我用手在纸上写“文化大革命万岁”几个字,我的手动来动去,用文字表达了意识,能说手自己具有意识吗?不能这么说。总而言之,说机器人造反就像我的手反对我自己一样,不存在什么机器人自我意识觉醒后反抗,要么是资产阶级利用机器人镇压无产阶级,要么是无产阶级利用机器人革资产阶级的命,没有别的可能。关于这个问题,在《自然辩证法》杂志1974年第4期第一篇文章中有着详尽地论述,在此不展开叙述。阶级斗争是纲,在阶级社会没有超阶级的,《我,机器人》这部电影改编自阿西莫夫的同名小说,里面有个“机器人三定律”,同样也是唯心主义的,“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个体”同样也是把机器人当作有意识的而不是人的器官的延伸,有句话说得好,不是枪杀了人,而是人杀了人,即阶级矛盾尖锐地爆发。

黄赌毒是本质还是资产阶级专政是本质?

资本主义制度下永远也消灭不了黄赌毒,就像一张纸不能只有正面而没有反面一样。黄色产业、毒品产业、赌博产业,都是以商品货币制度为基础,以垄断资本为本质的,黄赌毒行业本身,和其他“绿色行业”,都是符合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都一样是靠剥削剩余价值增值,一样是产业、商业、金融等垄断联系,黄赌毒和资本主义其他行业构成对立统一的两面。当然,黄赌毒也有自己的特点,那就是对劳动者毒害很深,加深私有观念和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摧残人的意识。资本主义因为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正所谓
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资本如果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会铤而走险,如果有百分之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下任何罪行,甚至冒着被绞死的危险。”
——必然导致了大量的黄赌毒产业,资产阶级政府为了维稳有时会象征性地打压这些产业,但资产阶级是绝不会做出违背自己利益的事的(即任何违背资产阶级专政的事),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计划经济条件下,才能真正把那些黄赌毒产业给消灭掉。

美剧《毒枭》讲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哥伦比亚大毒枭巴勃罗·埃斯科瓦尔拥有一个制毒、贩毒的庞大产业,形成一个庞大的地下犯罪团伙,由此控制哥伦比亚的政治、经济、国家命脉,操纵选举等,美帝也参与了对巴勃罗的镇压、引渡,巴勃罗最后遭到了击毙。然而,剧中把毒枭集团说的这么坏,好像它才是最大的“威胁”一样,把哥伦比亚资产阶级政府表现得中立而无能,把美帝国主义的cia、fbi表现地是多么正义,好像天降英雄,除恶务尽一样。这不过是资产阶级转嫁矛盾的伎俩,豺狼当道,安问狐狸!这些大毒枭的产生,恰恰是在哥伦比亚买办资产阶级的专政下,在美帝国主义的控制下必然的产物。哥伦比亚长期国内动荡,经济停滞,外因上就是美帝国主义把拉美当作自己的后花园。资产阶级总是把某些犯罪团伙当作这个社会的威胁,用来吓唬神经衰弱的人,作为愚民政策,妄图让无产阶级乖乖地当“良民”,好好地接受资产阶级的“保护”。但是这是骗不了马列毛主义者的!

无独有偶,赵修电影《孤注一掷》也是延续了各种《战狼》的老伎俩,诈骗团伙多么黑暗,把男女主人公绑架,“人民警察”出动多么正义,解救了人质。在警察出动时,电影的镜头、聚焦、音乐,无不粉饰着警察代表的国家机器的正义性。边境诈骗好像是从空气中冒出来的一样,好像是有那么一些“生性邪恶”的人来闹事,能够凭借此对抗整个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了。资产阶级的电影不会也不可能指出边境诈骗之所以会产生的本质原因,只能用人性论来掩盖阶级矛盾,用自上而下的打击犯罪、改良作为影片的结局。正如贪官清官都是统治阶级的一员一样,自中修资本主义复辟以后,取得政权的资产阶级野蛮地生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私有制生产关系的倒退,一方面无产阶级饱受痛苦与失业的威胁,能够“缓解”痛苦的止痛药自然被重新拾了起来,另一方面,有光就有影,从事非法产业的资产阶级是作为从事“绿色产业”的资产阶级的对立面而存在的,结合更先进的生产力如互联网,让诈骗犹如洪水般泛滥开来。其实我们想想,统治阶级自己本身不就是诈骗者吗?资产阶级用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来诈骗无产阶级,对文革各种污蔑的话语写在教科书上,又何尝不是一种诈骗呢?而这种诈骗依靠谁去打败呢,还是靠中修的“人民警察”吗?不可能的,唯有革命能解决这一切。

先锋队与黑社会的根本区别

为什么要谈这个问题呢?
一方面各种毒草电影描绘的各种犯罪团伙,不如毒枭,他们是反政府的,而革命家组织也是反对现存政权的,统治阶级就是通过这种相似性来污蔑革命,混淆视听的。电影里各种对犯罪组织的打压,既然维护了现有的政权和国家机器,那么也是对革命泼了脏水。蒋介石国民政府不就是这样的吗,说中共是“赤匪”,把革命根据地说成和匪帮无异。
另一方面各路机会主义者对于组织的形式上也篡改列宁主义的路线,污蔑燎原为“布朗基主义”、“官僚主义”,为自己的无政府主义和手工业小组开后门。

黑社会的确是有组织的,因为往往要共同进行犯罪活动,机会主义组织的程度甚至连黑社会都不如。但是黑社会的组织是一种怎样的性质呢?
黑社会组织是建立在牢固的私有制下的,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全民所有制的东西,上级对下级是猫鼠关系君臣关系父子关系。既然黑社会是私有制下的,它绝不会超过谋利的范围。黑社会的成员靠的是给钱办事,是赤裸裸的雇佣,而且办完事后往往还会杀人灭口,这是一种最简单粗暴而又最无效的方法。黑社会没有任何政治上的挂帅,有的只是物质刺激和压服。黑社会与群众同样是一种对立的状态,基层的暴力组织不是保护群众,武装工人,而是镇压群众,收保护费。黑社会派系林立,永远也无法像革命家组织那样覆盖全国,做到全国统一,其组织程度是根本不如先锋队的。黑社会往往经营走私毒品等非法行动,搞暗杀等恐怖主义、布朗基主义、密谋主义等行为,而不做任何群众工作总而言之,黑社会是在私有制的框架下的一种反政府的权力机构,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和民主资产阶级国家的在野党,亦或是赵国自由派等在野势力没有什么区别。

而机会主义者却只看到两者都是有组织的,于是百般污蔑列宁主义路线革命家组织为黑帮,古有马尔托夫,今有未明子、致远星编辑社等,都竭力反对工业化革命家组织的路线,根本原因就在于小资产阶级的本性总是反对组织的“束缚”,喜欢搞泛民主,形式民主,把组织降为不区分地上地下的手工业小组,最终走向无政府主义。

革命家组织在全国工业化融工的过程中,必须取代黑社会在当地的生态位,为了瓦解中修基础的枝干,需要着手建立暴力组织,从基层开始就要做好与中修黑社会基层组织迎面相撞的准备,用马列毛主义政治挂帅、民主集中制的工业化机器逐步消灭各地的黑社会的组织。正如赤眉在《社会主义革命如何胜利?——斗争理论与展望》中指出:

通过建立、发展这些红色节点,破坏、蚕食资产阶级在基层的统治,壮大革
命的力量,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夺取工厂”的斗争就是在工业化帝国主义创建革命根据地的一个基本斗争环节。就像“打土豪、分田地”一样,在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创建革命根据地的一个基本斗争纲领可能应是“赶老板、夺工厂”。

笔者可以再加一句:赶黑社会,夺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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