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亲自撰写的时评范文——

1912年1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的口号和五月运动

(1912年6月4日〔17日〕)

在这一号报纸的另一个地方,读者可以看到彼得堡工人在现在已闻名的五一游行示威之前印发的宣言全文。这个宣言很值得一谈,因为它是俄国工人运动史和我们党史上的一个极重要的文件。
宣言反映出首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遭到破坏的某种情况,因为在宣言上署名的不是彼得堡委员会,而是单个的社会民主党小组,甚至还有一个社会革命党工人小组。在俄国大部分地区,我们党的状况正是这样:领导委员会和领导中心经常遭到破坏,也经常重新产生,因为还存在各种各样的工厂的、工会的、分区的和区的社会民主党小组,还存在自由派和取消派总是对之痛恨的“支部”。在这些先生出版的最近一期杂志(《我们的曙光》杂志,1912年第4期)上,读者可以一次又一次地看到,弗·列维茨基先生是如何借机大发雷霆和骂不绝口,反对所谓“通过人为地复活政治上已经僵死的支部的办法来恢复党”。
由于彼得堡委员会被破坏,那些借助警察当局的迫害而脱离了取消派所痛恨的“领导中心”的支部不得不登上舞台,正是这种情况使这个宣言具有特殊的典型意义和重要意义。由于这种对每个革命者说来都很悲惨的情况,各支部的独立生存能力也就表现出来了。在警察大肆迫害下(五一前简直是疯狂到了极点),各支部不得不匆匆集聚自己的力量,重新建立联系,恢复“地下组织”。在宣言上署名的小组、代表等等,都正是自由派和取消派所痛恨的地下组织。当这个取消派领袖列维茨基先生以《我们的曙光》杂志和《现代事业报》的名义,唾沫四溅地猛烈攻击“崇拜地下组织”(见上述一期杂志第33页)的时候,我们得到了彼得堡的宣言这样一个确切而完整的文件,这个文件使我们看到了这种地下组织的存在,看到了它的生命力、它的活动内容和它的作用。
彼得堡委员会由于逮捕被摧毁了,人们立刻就可以看到,地下支部本身的情形究竟怎样,他们在做些什么和能够做些什么,什么思想是他们真正接受和领会了的,而不是仅仅从党的上级机关搬来的,也就是说,什么思想真正得到了工人的拥护。
从宣言中可以看到各支部所做的事情:它们在继续进行暂时被破坏(这使得一切形形色色反对地下组织的人称心如意)的彼得堡委员会的工作。它们在继续准备五一游行示威。它们在尽快恢复各种秘密的社会民主党小组之间的联系。它们也吸引社会革命党工人,因为它们清楚地懂得在实际的革命事业中实行无产阶级联合的意义。它们用明确的斗争口号把这些各种各样的社会民主党小组,甚至还有一个“社会革命党工人小组”团结在一起。这就正好说明了运动的真正性质,说明了无产阶级的真正情绪,说明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和它的一月全国代表会议的真正力量。
由于逮捕,那种可以下令提出一定口号的等级制机关已经不存在了。因此,只有群众真正公认的那些口号,只有不是从“上级命令”(象煽动者和取消派所说的那样)而是从革命工人自身的信念中获得力量的口号,才能把无产阶级群众联合起来,把社会民主党工人,甚至把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联合起来。
而结果究竟怎样呢?
结果是:在彼得堡委员会被破坏之后,在它不可能立即恢复的情况下,在一个工人小组不是从组织上而是完全从思想上去影响另一个工人小组的条件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提出的口号被人们接受了。这次会议是于1912年1月召开的,它引起了自由派、取消派、李伯尔、托洛茨基及其同伙的简直是疯狂的仇恨!
彼得堡工人在自己的宣言中写道:“我们的口号应当是:召开立宪会议,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地主土地。”接着,他们在宣言中高呼:“打倒沙皇政府!废除六三专制宪制!民主共和国万岁!社会主义万岁!”
我们从这个颇有教益的文件中看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会议所提出的全部口号都为彼得堡无产阶级接受了,这些口号表明新的俄国革命已经起步了。所有诽谤和指责一月代表会议的人可以为所欲为,继续干自己的肮脏勾当,但是彼得堡的革命无产阶级现在正在对他们反击。尽管警察当局经常横加迫害,尽管五一节前革命者横遭追捕,尽管自由派和取消派报刊谎话连篇,骂声不绝,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这次代表会议召开前很久就已经进行的工作,即号召无产阶级要在人民革命中担任领袖的工作,还是取得了成果。
成千上万的彼得堡无产阶级,以及紧跟其后的俄国各个角落的工人,相继举行了罢工和游行示威,但他们不是以资产阶级社会各个阶级中的一个阶级的身分出现的,而是以领导者的身分出现的,他们不是仅仅提出“自己的”工会运动的口号,而是为了全体人民、代表全体人民、为了唤醒和吸引一切需要自由和能够取得自由的阶级投入斗争而高举起革命的旗帜。
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已经上升到高级阶段。如果说1905年的运动是从群众罢工和加邦请愿阴谋开始的,那么在1912年,尽管我们党的许多组织被警察破坏了,但运动一开始就采取了群众罢工的方式,并举起了共和国的旗帜!尽管环境非常艰苦,各个“支部”,分散于各处的工人“小组”,还是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无产阶级成立了自己的“五月委员会”,提出与负有使人类摆脱雇佣奴隶制使命的阶级相称的革命纲领,投入了斗争。
五月运动还向我们表明,关于“联合”的有些言论究竟有什么意义,而工人的联合实际上又是怎样实现的。社会革命党的代表人物鲁巴诺维奇在巴黎出版的布尔采夫主编的《未来报》上写道:“应当指出这次五一游行示威有以下值得注意的一点:在预备会上,彼得堡工人拒绝承认划分各社会党人小组的现有的界限;……达成协议的趋向占了压倒优势。”我们所转载的宣言清楚地表明,这种结论所根据的事实是什么。这个事实就是:已失掉领导中心的社会民主党各支部,恢复了同所有一切小组的联系,吸引了具有各种不同思想方式的工人,并向他们所有的人宣传自己的党的口号。正因为党的这些口号正确,符合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包括了全民革命的任务,所以才为全体工人所接受。
联合得到实现,是由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月代表会议抛弃了谋求同国外小组取得一致的劳而无功的做法,不再对革命党中的取消派作徒劳的追求,并及时提出了明确的斗争口号。无产阶级能联合起来进行革命行动,并不是由于无产阶级政党(社会民主党)同非无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达成了协议,并不是由于同脱离社会民主党的取消派取得了一致,而是由于俄国社会民主党各组织的工作人员团结一致,由于他们正确地估计了当前的任务。
这对那些一味听信崩得自由派和维也纳托洛茨基派的空谈,从而还相信可以同……取消派“联合”的人,是个很好的教训。李伯尔、托洛茨基和取消派的臭名远扬的“组织委员会”大肆宣扬“联合”,但实际上它没有提出而且也不可能提出任何一个真正能把工人的革命斗争联合起来的口号。取消派提出了自己的非革命的口号,实行自由派工人政策的口号,——但运动却不顾他们而向前发展。这就是托洛茨基之流空喊“联合”的实质所在!
4月23日(5月6日),托洛茨基在维也纳对天发誓,说他主张“联合”,同时百般咒骂代表会议,要好心人相信,“争取结社自由的斗争是”勒拿事件及其反应的“基础”(!!),“实现这种要求,不论现在或将来,都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动员的中心任务〈!!〉”。可是只经过那么一个星期,取消派应声虫的这些可耻言论就象灰尘一样,被“圣彼得堡所有组织起来的工人的代表”,“社会民主党‘联合’小组”、“社会民主党城市中心小组”、“社会革命党工人小组”、“社会民主党工人小组”以及“五月委员会代表”一扫而光了。
彼得堡的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懂得,开始进行新的革命斗争,不应当是为争取一种权利,哪怕是对工人阶级来说最主要最重要的权利,而应当是为争取全体人民的自由。
彼得堡的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懂得,他们应当把各种要求概括起来,而不应当把它们分散开;建立共和国包括了要求结社自由,而不是排除结社自由;必须击中要害,铲除祸根,摧毁沙皇黑帮俄国的整个体系、整个制度。
彼得堡的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懂得,向尼古拉·罗曼诺夫,向黑帮杜马提出结社自由的要求,是可笑而愚蠢的,认为可以把俄国现行国家制度,把我们的“六三专制宪制”同结社自由联系起来,也是可笑而愚蠢的;他们懂得在这个普遍完全无权的国家里,在这个政府当局专横暴虐、奸细到处告密的国家里,在这个甚至连对千百万饥民进行一般救济的“自由”都没有的国家里,在这样的国家里,只有自由派空谈家和自由派工人政客才会把结社自由当作“革命动员的中心任务”。
彼得堡的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懂得这一切,并且高举起共和国的旗帜,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没收地主土地,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革命具有真正的民主性质。

载于1912年6月4日(17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7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1卷第347—352页

“联合者”

(1912年6月4日〔17日〕)

取消派正在竭力“联合起来”。几天前他们险些同所谓的“左派”波兰社会党人[175]“联合起来”,后者是波兰社会民族主义派别之一。
波兰社会民主党同波兰社会党的社会民族主义进行了10多年的斗争。结果,一部分波兰社会党人(“左派”)的许多民族主义偏见被清除了。但是斗争还在继续。波兰工人社会民主党人反对把波兰社会党的这个派别看作一个组织并同它联合起来,认为这样做对事业有害。“左派”中的某些个别的工人和个别的集团,由于不愿意仅仅限于对波兰社会党的民族主义原则作不彻底的修正,现在正脱离“左派”而加入了社会民主党的队伍。我们的取消派正是在这个时候竭力要同波兰社会党“左派”“联合”!
这就好比说,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避开崩得而同所谓“锡安社会党人”[176]“联合”,或者避开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而同所谓“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同盟”[177](实际上是社会革命党人同盟)“联合”……
我们且不谈那些形式上的问题。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波兰社会民主党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签订了一项协定,根据这项协定,波兰的任何团体只要加入了波兰社会民主党组织,就可以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78]而1908年12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甚至以压倒多数否决了就同“左派”联合的问题进行讨论。
非常明显,托洛茨基和他的伙伴取消派虽然经常叫喊“联合”,实际上却在加深波兰的分裂。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幸运的是,这伙取消派分子和跟着他们走的“调和派”,实际上根本干不了什么,这在波兰也是如此。不然,取消派同波兰社会党联合,自然就会造成波兰的严重分裂。
取消派为什么要公然冒险呢?这显然不是“由于日子好过”,而是由于他们需要同某些人联合,需要建立某种“政党”。社会民主党人,波兰社会民主党人,不跟着他们走,所以他们不得不放弃社会民主党人而抓住与我党毫无共同之点的波兰社会党人。在俄国的城市中,我们的那些老的党组织不跟着他们走,所以他们不得不放弃社会民主党的支部而抓住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毫无共同之点的、取消派的那些所谓“发起小组”。
“日子好过,就不会去飞”……取消派先生们,现在是否到了你们也同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取消派?)“联合”的时候了?要知道,这些先生也拼命想“联合”。那时你们就能建立一个“大”党。拉林本人就会感到满意了……
现在取消派正在同“外国列强”“联合”,他们在这个取消派一调和派阵营本身的“联合”条件问题上还在同“调和派”讨价还价。弗·列维茨基先生在《我们的曙光》杂志上向“所有”同意跟不久前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会议进行斗争的“流派”发表了一篇宣言式的文章。
列维茨基先生这篇文章的标题是:《拥护联合,反对分裂》。请看,有哪一点不象托洛茨基呢?自从护党派在各方面的工作中给了取消派以强有力的回击以来,列维茨基之流已经非常熟练地掌握了“调和派的”语言。看啊,他们完全拥护“统一”。他们只不过提出了以下4个起码的“联合”条件:
(1)同联合了全体社会民主党人(一小部分动摇分子除外)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会议进行斗争。
(2)建立一个代替党的“中央发起小组”(黑体是列维茨基先生用的,见《我们的曙光》杂志第4期第31页)。(关于什么是取消派“发起”小组,不久前普列汉诺夫在他的《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16期上有过解释。崩得和托洛茨基为了替取消派效劳,都对读者隐瞒了普列汉诺夫的解释。先生们,你们是隐瞒不住的!)
(3)不要复活那些“政治上已经僵死的支部”(同上,第33页)。
(4)赞同“反对崇拜地下组织”的口号(同上,第33页)。
纲领已经拟好了,虽然不象过去那样直截了当那样信心十足,但是仍然相当清楚。列维茨基也在这里极其详尽地向所有托洛茨基分子表明:先生们,要知道,你们是没有选择的余地的。接受我们的条件吧,这样,我们(也就是列维茨基之流)也乐意同意这样做:你们(也就是托洛茨基之流),为了“自慰”可以说,不是你们投靠取消派,而是取消派投靠你们。
在同一期《我们的曙光》杂志上,马尔托夫事先威胁未来的社会民主党第四届杜马常团说,如果它也象它的狡诈的前辈一样反对取消派,那么“类似别洛乌索夫的事件就不会只是一种例外,而会成为常规”,简单说来,就是取消派必将分裂杜马党团。梦是够可怕的……取消派先生们。假如你们有力量,你们早就组成了你们自己的取消派杜马党团……
“联合”的事业是有把握的——这没有什么可说的……
取消派-托洛茨基分子演的这出可耻的“联合”滑稽剧,连那些最不喜欢挑剔的人都感到厌恶。联合正在实现,不过不是同取消派联合,而是联合起来反对他们。
我们认为,对于那些愿意按照文件严肃认真地来检查争论的问题而不愿意轻信空话的读者,只须指出下列事实,就足以证明托洛茨基、李伯尔(“崩得”)和取消派及其臭名远扬的“组织委员会”的骇人听闻的赫列斯塔科夫[179]式的行径:
1911年6月,在李伯尔和伊哥列夫退出中央委员的会议以后,在巴黎成立了国外组织委员会。国外组织委员会在国内找到的第一个组织是基辅组织。甚至托洛茨基也承认这个组织是无可争议的。1911年10月,在基辅组织参加下成立了俄国组织委员会。1912年1月,该委员会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会议。
1912年1月,崩得、拉脱维亚中央委员会和高加索区域委员会(三者都是取消派集团)也举行了会议。波兰人认为所有这一切都是取消派在捣鬼,他们宣布了这个看法以后便立即离去。接着“调和派”和普列汉诺夫也拒绝参加会议,普列汉诺夫曾在《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16期上声明,这次代表会议是取消派召开的。直到现在——1912年6月,除了呼声派和前进派以外,崩得和托洛茨基没有“联合住”任何人,没有吸引住任何一个在俄国被公认为重要的组织,他们既没有从实质上回答普列汉诺夫一句话,也没有丝毫改变取消派在《我们的曙光》杂志和其他刊物上的宣传!
关于“联合”的空谈和吹嘘却没有个完。

载于1912年6月4日(17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7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1卷第355—358页

注释:

[175]指波兰社会党—“左派”。
波兰社会党是以波兰社会党人巴黎代表大会(1892年11月)确定的纲领方针为基础于1893年成立的。这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建立独立民主共和国、为争取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而斗争的口号,但是没有把这一斗争同俄国、德国和奥匈帝国的革命力量的斗争结合起来。该党右翼领导人约·皮尔苏茨基等认为恢复波兰国家的唯一道路是民族起义而不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全俄反对沙皇的革命。从1905年2月起,以马·亨·瓦列茨基、费·雅·柯恩等为首的左派逐步在该党内占了优势。他们反对皮尔苏茨基分子的民族主义及其恐怖主义和密谋策略,认为只有在全俄革命运动胜利基础上才能解决波兰劳动人民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问题。1906年11月在维也纳召开的波兰社会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把皮尔苏茨基及其拥护者开除出党,该党遂分裂为两个党:波兰社会党—“左派”和所谓的波兰社会党—“革命派”(弗腊克派)。
波兰社会党—“左派”主张同全俄工人运动密切合作,可是它力图把波兰和俄国工人运动中除民族主义派别外的所有派别机械地联合起来。在1908—1910年期间,它主要通过工会、文教团体等合法组织进行活动。它不接受孟什维克的在反对专制制度斗争中领导权属于资产阶级的论点,可是与孟什维克合作,支持他们反对第四届国家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该党持国际主义立场,参加了1915年的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和1916年的昆塔尔代表会议。该党欢迎俄国十月革命。1916年12月,该党同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一起建立了波兰共产党。
波兰社会党—“革命派”于1909年重新使用波兰社会党的名称,强调通过武装斗争争取波兰独立,但把这一斗争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割裂开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起,该党的骨干分子参加了皮尔苏茨基站在奥德帝国主义一边搞的军事政治活动(成立波兰军团)。在战争期间,以皮尔苏茨基为首一批领导骨干脱离该党。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该党转而对德奥占领者采取反对立场,开展争取建立独立的民主共和国和进行社会改革的斗争。1918年波兰社会党参加创建独立的资产阶级波兰国家,1919年同原普鲁士占领区波兰社会党以及原奥地利占领区的加里西亚和西里西亚波兰社会民主党合并。该党不反对地主资产阶级波兰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并于1920年7月参加了所谓国防联合政府。1926年该党支持皮尔苏茨基发动的政变,同年11月由于拒绝同推行“健全化”的当局合作而成为反对党。——358。
[176]锡安社会党人是1904年成立的俄国小资产阶级的犹太民族主义组织锡安社会党的成员。在一般政治问题上,锡安社会党人要求在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基础上召开立宪会议,在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时坚持抵制策略。但锡安社会党人认为,犹太无产阶级的主要任务是为取得自己的领土并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而斗争。锡安社会党人的民族主义活动模糊了犹太工人的阶级意识,给工人运动带来很大危害。1908年10月,社会党国际局决定不再同锡安社会党往来。1917年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锡安社会党同犹太社会主义工人党合并为犹太社会主义统一工人党。——358。
[177]“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同盟”是1900年秋天在国外建立的。这个组织就其提出的要求来说接近于俄国社会革命党人,并具有相当程度的民族主义倾向。1905年在部分农民中暂时有些影响,但很快被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排挤,以后再未起过什么明显的作用。——358。
[178]指俄国社会民主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通过的《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合并的条件》。这个文件的第1条注1规定:“波兰的社会主义组织只有加入了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后才能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159页)。——359。
[179]赫列斯塔科夫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喜剧《钦差大臣》中的主角。他是一个恬不知耻、肆无忌惮地吹牛撒谎的骗子手。——361。

我们同自由派论战的性质和意义

(1912年6月10日〔23日〕)

修正主义和自由派工人政策的著名代表人物普罗柯波维奇先生,在《俄罗斯新闻》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面临危险》的文章。这位政治家认为,危险在于第四届国家杜马的选举一定会被各县警察局长操纵。防止这种危险的办法是:“把国内一切立宪分子联合起来”,也就是说,把社会民主党人和劳动派以及立宪民主党人和进步派统统联合起来。
右派立宪民主党人的《俄罗斯新闻》编辑部特地写了一篇评论,对普罗柯波维奇先生的文章表示“满意”。该报写道:“我们现在认为,反对派力量的这种联合,是当前的迫切需要。”
立宪民主党人的正式报纸《言语报》,在引述普罗柯波维奇先生文章的内容和《俄罗斯新闻》的评论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然而,要是读一读社会民主派的机关报刊,看到它们把自己的全部力量主要用来同反对派作斗争,那就未必会认为这种号召〈即“联合”的号召〉具有什么实际意义。”
于是,关于竞选策略以及工人对自由派的态度这个重要问题一次又一次地被提出了。人们一次又一次地认识到,自由派并不是象严肃的政治家,而是象媒婆那样提出这个问题的。他们的目的不是弄清真相,而是掩盖真相。
的确,请想一想下面的这种情况吧。自由派所说的“联合”是不是指各党派的合并呢?绝对不是。不论普罗柯波维奇先生,《俄罗斯新闻》或《言语报》,都异口同声地说:不是。
那就是说,他们所说的联合,是指采取一致行动来反对从普利什凯维奇到古契柯夫等右派了?看起来似乎是这样!
试问,“左派”中有没有人否定这种一致行动呢?
谁也没有否定。这是人所共知的。
同自由派达成协议投票反对右派,这也就是民主派和自由派在选举时的“联合”。自由派究竟有什么不满意呢?为什么他们避而不谈“左派”已极其明确而肯定地承认协议了呢?为什么他们羞羞答答地回避正是自由派丝毫没有明确地、肯定地、正式地说到同左派、同民主派、同马克思主义者达成协议这个事实呢?为什么他们在谈选举策略的时候,却对认为可以同“左派十月党人”结成联盟的立宪民主党代表会议的著名决议只字不提呢?
先生们,事实俱在,任何的支吾搪塞都无济于事。正是左派,正是马克思主义者才明确而正式地主张同自由派(包括立宪民主党人和进步派)达成协议去反对右派。正是立宪民主党人在对待左派的问题上避而不作十分确切而正式的答复!
普罗柯波维奇先生对这些事实非常清楚,因此对于他歪曲真相的做法是绝对不能原谅的,也就是说绝对不能原谅他对马克思主义者的明确决定和立宪民主党人的含糊其辞保持沉默。
这种沉默是由什么引起的呢?这从上面援引的《言语报》上说的我们“把自己的全部力量主要用来同反对派作斗争”那句话,可以看得很清楚。
从《言语报》上的这句话必然会得出下面的结论:为了同自由派联合,民主派就不应当“把全部力量用来”同反对派作斗争。先生们,请把这说得明白些!请明确地、正式地提出你们的条件来!糟糕的是你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假如你们试图提出这种条件,就会引起人们哈哈大笑。你们提出这种条件就等于自己反驳自己,因为你们都一致承认自由派同民主派(更不用说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有着“深刻的意见分歧”。
既然有意见分歧,既然意见分歧是深刻的,那怎么可以避免斗争呢?
自由主义的谬误在于:一方面拒绝合并,认为有深刻的意见分歧,强调不可能使“每个政党放弃其纲领中的基本论点”(《俄罗斯新闻》),另一方面却又抱怨“同反对派作斗争”!!
可是我们再进一步看看这个问题。第一,《言语报》提到的那些报刊把自己的全部力量主要用来同反对派作斗争,这是不是事实呢?不,这完全不是事实。自由派举不出任何一个问题来说明民主派没有把全部力量主要用来同右派作斗争!!谁要想检验一下这些话是否正确,那不妨做个试验。比如说,请随便拿一种马克思主义者的报纸,从中任意挑出相连的三号,然后提出三个你要检验的政治问题,对照一下文件材料,看看根据你所选的报纸和你所选的问题,究竟马克思主义者的斗争主要是“用来”反对谁的!
自由派先生们,你们是不会去做这种谁都能做的简单试验的,因为任何这种试验,都会证明你们错了。
不仅如此。第二点,也是特别重要的一点,可以更令人信服地驳斥你们。整个民主派,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者是怎样同自由派作斗争的呢?他们的斗争是这样进行的而且完全是这样进行的:他们对自由派的每一次(绝对是每一次)责备或责难,本身一定包含着对右派更坚决、更严厉的责备或责难。
这就是问题的实质,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下面几个例子可以清楚地说明我们的想法。
我们指责自由派即立宪民主党人是反革命。请你们指出,我们的这种责难有哪一次不是更沉重地打击了右派。
我们指责自由派主张“民族主义”、“帝国主义”。请你们指出,我们的这种责难有哪一次不是更厉害地指向右派。
我们指责自由派,说他们害怕群众运动。这又怎么啦?你们能在我们的报纸上看到我们不是这样去责难右派的吗?
我们指责自由派,说他们维护“某些”能够“用来”反对工人的中世纪制度。这样指责自由派,也就是同样指责并且是更厉害地指责一切右派。
这种例子是举不胜举的。你们随时随地毫无例外地都会看到,工人民主派指责自由派完全是因为他们接近右派,因为他们反对右派不坚决,甚至是做做样子,因为他们不彻底,然而对右派的指责就不是什么他们要负“一半罪责”,而是说他们“罪恶十足”。
民主派和马克思主义者“同自由派的斗争”比同右派的斗争更加深刻,更加彻底,更加富有内容,更加能够教育群众和团结群众。先生们,实际情况就是这样!
为了在这方面不致产生丝毫怀疑,为了防止粗暴歪曲我们同自由派斗争的意义和作用,为了防止出现“反动的一帮”这种谬论(即政治上把自由派同右派混为一谈,把他们看作一个反动联盟,是反动的一帮),我们在自己的正式声明里,对同右派的斗争的提法,总是与对同自由派的斗争的提法有所不同。
普罗柯波维奇先生象任何有教养的自由派一样,对这一点非常清楚。例如,他知道,我们在确定各个政党的社会本性、阶级本性的时候,总是强调指出右派的中世纪性质和自由派的资产阶级属性。这是“两个很大的区别”。中世纪性质可以(而且应当)消灭,即使是在资本主义范围内也能做到,可是,资产阶级属性在这种范围内就无法消灭,但可以(而且应当)向资产阶级农民,而不是向资产阶级地主“呼吁”;向资产阶级民主派,而不是向资产阶级自由派“呼吁”;“呼吁”资产阶级的完全自由,而不是资产阶级的半自由。我们对俄国当前的自由派的批评,即我们根据当前迫切任务所提出的批评,正是这种呼吁,而且仅仅是这种呼吁。
请看普罗柯波维奇先生下面的一句话:“为人民群众创造正常的政治生活条件,这就是目前既能把左派也能把反对派联合起来的最近的目标。”
再没有比这更无内容、更空洞、更不可信的话了。十月党人和狡猾的“民族党人”都会同意这句话,因为它没有任何明确的内容。这纯粹是诺言,是唱高调,是用外交辞令来掩盖自己的思想。可是,既然普罗柯波维奇先生象其他许多自由派一样有舌头是为了隐瞒自己的思想,那我们就要试试来履行我们的义务:把这里所掩盖的东西揭露出来。为了慎重起见,我们来举一个浅显的例子。
两院制是不是正常的政治生活条件呢?我们认为不是。进步派和立宪民主党人却认为是。由于自由派有这种看法,我们指责他们反民主反革命。而当我们对自由派提出这种指责的时候,我们也就更严厉地指责了一切右派。
其次,试问,在这种情况下,“左派和反对派的联合”会怎样呢?是不是由于这种意见分歧,我们就拒绝同自由派联合起来反对右派呢?不,我们决不会拒绝。自由派在这个问题上,以及在一切类似的、重要得多的政治自由问题上的反革命观点,我们早在1905年或更早的时候就知道了,可是我们在1912年还一再说:不论在决选投票时或在选举的第二阶段,都容许同自由派达成协议去反对右派。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君主主义自由派尽管不彻底,但它毕竟不同于农奴制的反动派。不利用这种区别,那就是非常糟糕的工人政策。
再进一步看。如何利用呢?在什么条件下“左派和反对派的联合”才是可能的呢?自由派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如果左派同反对派作坚决斗争,那就谈不上什么联合了。而且自由派还对自己的想法作了这样的解释:要求愈低,赞同的人就愈多,联合的面就愈广,能够实现这种要求的力量就愈大;如果实行“尚可将就的”两院制的(以及其他的……怎样才说得更委婉一些呢?……稍微背离民主主义的)宪制,一切民主派和一切自由派都会拥护;这样就不错了;如果坚持“纯粹的”民主主义,进步派就会离开,还会把许多立宪民主党人“推开”,结果就会分裂和削弱“立宪分子”。
这就是自由派的推论。而我们的推论则不同。没有群众的觉悟,情况就不可能有任何好转。这是我们的基本前提。自由派眼睛盯的是上层,而我们看的是“下层”。如果不去说明两院制的害处,或者哪怕是稍微削弱同这个问题上的一切反民主观点的“斗争”,那我们就会把自由派的地主、商人、律师、教授“吸引”过来,而他们都是普利什凯维奇的亲兄弟,他们是决不会真正反对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我们“吸引”他们,就会推开群众,这就是说,在群众看来,民主并不是外交招牌,不是漂亮的空话,而是休戚相关的事情,是有关生死存亡的问题,他们定会丧失对两院制拥护者的信任;这也就是说,削弱对两院制的抨击,就表示群众的觉悟程度不够,而如果群众没有觉悟,昏昏沉沉,不坚决行动,那情况就不可能有任何好转。
立宪民主党人和普罗柯波维奇之流的先生们对我们说,你们同自由派论战,就使得左派和反对派分裂了。我们回答说,彻底的民主派就是要推开那一小撮最动摇不定、最不可靠、对普利什凯维奇的统治最能容忍的自由派,而吸引千百万正在觉醒的、向往新的生活、向往“正常的政治生活”的群众,同时我们对“正常的政治生活”这个字眼的理解,与普罗柯波维奇先生的理解相距甚远,完全不同。
除了两院制,还可以以土地规划委员会的构成为例:是应该象立宪民主党人主张的那样,给地主、农民、官吏各1C3的权力,还是应该在充分享有民主选举权的情况下举行完全自由的选举呢?请问,普罗柯波维奇先生,就这一点来说,应怎样理解“人民群众正常的政治生活条件”呢?在这个问题上实行彻底的民主会推开谁和吸引谁呢?
请《俄罗斯新闻》不要忙着反驳我们,说“各个纲领中现在压倒其他各条的是一切进步政党所共认的一条,即要求实现政治自由”。正因为这一条压倒一切——这完全是无可争辩的铁的事实——才必须使最广大的群众,使千千万万的人民分清半自由和自由,并了解政治上的民主同土地改革中的民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要是群众漠不关心,没有觉悟,缺乏朝气,无所作为,态度不坚决,没有自主性,那无论在任何方面都将一事无成。

载于1912年6月10日《涅瓦明星报》第12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1卷第359—365页

斯托雷平土地纲领和民粹派土地纲领的比较

(1912年7月1日〔14日〕)

在前两篇文章里(见《涅瓦明星报》第3号和第6号)[注:见本卷第269—272页和第312—316页。——编者注]我们援引了欧俄土地占有情况的基本材料,阐述了俄国土地问题的实质。消灭土地占有制中的中世纪制度的表现——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所在。
在全世界以及我们俄国都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制度同地主和份地农民的中世纪土地占有制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旧的中世纪土地占有制必须摧毁;这种摧毁愈是坚决、无情和果断,对于俄国的整个发展就愈有好处,对于除了受资本主义蹂躏和压迫还受无数中世纪残余蹂躏和压迫的工人和农民也就愈有好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怎能把斯托雷平的土地纲领和民粹派的土地纲领加以比较呢?这两个土地纲领不是完全对立的吗?
是的,但这种对立并不排斥两者之间有一个根本的共同点。这就是两者都承认摧毁旧的土地占有制的必要性。斯托雷平的“土地规划”人员说,必须摧毁旧的东西,而且要更快更坚决地加以摧毁。但是这种摧毁所带来的一切重荷要由极端贫困和备受压迫的多数农民来承受。地主在这种摧毁中不应有丝毫损失,如果他们不可避免地要失掉自己的一部分土地,那么这部分土地应当完全根据地主的自愿,并按照他们认为“公道的”价格转让。富裕农民应得到支持,广大“弱者”的破产则不必考虑。
这就是斯托雷平的土地纲领的实质。授意斯托雷平制定这个纲领的贵族联合会,是反动派——不是爱说漂亮话的而是实干的人——的真正代表。贵族联合会把希望寄托在强者身上,是完全忠于本阶级的利益的。的确,在1905年以后事情已经很明显,单靠警察机关、官僚机关来防范农民是不够的。
贵族联合会究竟在哪儿还能找到自己的同盟者呢?只能在为数极少的富裕农民、“富农”、“寄生虫”中间找到。它在农村中不可能再找到别的同盟者。为了把“新地主”吸引过来,反动派竟不惜把所有农村交给他们,任他们去洗劫。
既然摧毁不可避免,那就让我们按照有利于我们和有利于新地主的办法来摧毁份地占有制,——这就是贵族联合会授意斯托雷平执行的土地政策的实质。
但是,从纯理论上来说,必须承认从另一方面加以摧毁也是可能的,而且这种摧毁同样坚决甚至要坚决得多。问题有两个方面。比方说,假如3万个地主的7000万俄亩土地转入1000万农户手中,再加上他们的7500万俄亩土地,假如把这些土地合在一起,然后在富裕农民和中等农民中进行分配(贫苦农民反正是不可能进行土地的耕耘、播种、施肥和保养的),那么这样改造的结果会是怎样的呢?
如果从纯经济观点来提出这个问题,从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一般条件的角度来看这种原则上的可能性,那就可以看出,我们设想的那种改造,其结果将是使中世纪的土地占有制遭到比斯托雷平纲领中所谈的更彻底、更坚决、更无情的摧毁。
为什么要摧毁的正是而且仅仅是中世纪土地占有制呢?因为,就问题的本质来说,无论土地怎样转手,甚至所有土地都转入国家手里(即政治经济学中所说的土地“国有化”),资本主义的土地占有制还是不会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土地占有制就是由那些拥有资本并最能适应市场的人去占有土地。土地不论归谁所有,归旧的地主、国家或是份地农民所有,反正逃不出总是可以租用它的业主之手的。租佃制在存在着各种各样土地占有形式的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里,都在日益发展。既然市场支配整个社会生产,也就是说,既然这种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则任何禁令都不能阻止资本家,即拥有资本和熟悉市场情况的业主把土地攫为己有。
不仅如此,土地租佃制甚至比土地私有制更便于发展纯粹的资本主义,更便于最充分地、灵活地、“理想地”适应市场。为什么?因为土地私有制妨碍土地的转手,使土地的使用不能顺利地适应市场的情况,而把土地固定在某家族或个人及其继承人的手里,即使他们是经营不善的业主。租佃制是一种比较灵活的形式,采取这种形式就能最简单、最容易、最迅速地使土地的使用同市场相适应。
因此,正如马克思在批判洛贝尔图斯时所指出的那样,就连英国也不例外,只不过从资本主义的角度来看,它的土地制度比起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来是最完善的而已。[185]英国土地制度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旧的土地占有制,即大地主占有制,和新的、自由的、纯资本主义的租佃制同时并存。
假如这种大地主占有制存在而没有大地主,也就是说,假如土地不归大地主所有,而归国家所有呢?那么从资本主义的角度来看,这种土地制度就会更加完善,土地的使用就会更加灵活地适应于市场,作为经营对象的土地就会更加容易转移,一切资本主义土地占有制所固有的阶级斗争就能更加自由地、广泛地、明确地展开。
可见,一个国家愈是落后于世界资本主义,愈是急需赶上邻国,愈是“耽误了”自己的“疾病”——中世纪土地占有制和盘剥性的小经济的疾病,愈是急需从根本上摧毁这个国家的一切土地占有关系及其整个农业生活,各种各样的土地国有化主张和方案也就愈能自然而然地在这个国家的农业居民中产生和广泛传播。
1905年和头两届杜马都非常明显地证明了,第三届杜马通过它的“农民”(经地主的筛子筛过的农民)代表也间接地证实了:各种各样的土地国有化主张和方案已在俄国农业居民中得到非常广泛的传播。在表示赞同或者反对这些主张以前,应该先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主张会得到广泛的传播,它们是由什么样的经济必然性产生的?
对这些主张单从它们内在的严整性或理论的正确性来加以评论是不够的。必须从这些主张所反映的经济必然性的角度来加以评论,不管这种反映有时是多么“多变”,多么不正确,多么“歪曲”。
20世纪初在俄国农民中产生土地国有化主张的经济必然性,就是坚决摧毁旧土地占有制的必然性。“平分”全部土地的主张是一种平等思想,这种平等思想是同农奴制残余作斗争时所必然产生的,因为在3万“农奴主余孽”有7000万俄亩土地,而1000万受奴役的农民只有7500万俄亩土地的情况下,这种平等思想必然要反映到土地问题上来。
把前一类土地变为后一类土地,或者更确切地说,转到后一类所有者的手中,这丝毫也不是空想。在市场支配一切的情况下向往土地经营者之间的平等,或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向往全体“男女公民”(包括不独自经营者)的“土地权”,才是空想。但我们不应该因这些主张的不切实际而忘掉这些主张中实际上包含的东西具有最真实的、最切合需要的现实性。
消灭各种中世纪土地占有制——地主土地占有制、份地占有制等等,这丝毫也不是空想。与一切旧的土地关系决裂也丝毫不是空想。相反,正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迫不及待地要求这种决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论“平分”土地或使土地“社会化”都是不可能的。这是空想。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土地国有化从经济上看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即不论是怎样实行的,由谁实行的,在什么条件下实行的,是巩固的和长期的还是不巩固的和短期的,——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它的实际意义都在于最大限度地消灭俄国土地占有制中和俄国农业生活中的一切中世纪残余,在于使新的土地使用和土地占有制最灵活地适应于世界市场的新情况。
暂且假定左派民粹派提出的全体男女公民平分全部土地的计划实现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样分配土地是极其荒谬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样分配土地连一年也维持不了,而且也不可能维持得了。但这是不是说这样做的结果等于零或者等于负数呢?
绝对不是!这样做的结果会是一个巨大的正数——根本不是左派民粹派所期待的正数,而是最实际的正数。这个正数就是:现有各种阶层的和等级的土地占有形式之间的任何差别都要被摧毁。这对整个国民经济、对资本主义和对无产阶级都是极其有利的,因为对俄国的发展来说,没有什么比我国现在旧的土地占有制更有害不过的了。地主土地占有制和份地占有制完全是农奴制的土地占有形式。
左派民粹派的土地平分是维持不下去的,但要恢复旧的也是不可能的!地界既已被摧毁,就怎么也“修复”不了!世界上没有任何政治力量能阻碍那些符合市场新要求的新的地界、界限和土地使用形式的确立。
记得在第二届杜马中有一位左派民粹派说过“要废除地界”。[186]他以为这样就能做到“平均使用土地”。他错了。但通过他的嘴——这是历史的讽刺!——却道出了资产者最彻底、最勇敢、最激进的观点,他们感到我国“份地的”、“贵族的”、“教会的”以及其他等等土地占有制的旧的、中世纪的“界限”是不合理的,必须摧毁这一切界限,以便实行新的土地分配。只是不会象民粹派所幻想的那样“按人”分配,而是象市场所迫使的那样按资本分配。
民粹派的建设性方案是一种空想。但在这些建设性方案中含有对中世纪制度的破坏性因素。这种因素决不是空想。这是活生生的现实。不论从资本主义还是从无产阶级的观点看来,这都是最彻底最进步的现实。
现在我们来简略地概括一下我们的观点。斯托雷平的土地纲领和民粹派的土地纲领的一个实际的共同点,就是两个纲领都要从根本上摧毁旧的中世纪的土地占有制。这点非常可贵。对于这种土地占有制除了摧毁不能采用别的办法。《言语报》和《俄罗斯新闻》的一些立宪民主党人之所以最反动,是因为他们斥责斯托雷平不该摧毁这种土地占有制,而不去证明必须更彻底更坚决地摧毁这种土地占有制。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看到,斯托雷平的摧毁不能消灭盘剥制和工役制,而民粹派的摧毁却能够做到这一点。[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2卷第18—23页。——编者注]
我们暂且指出一点:斯托雷平的摧毁所产生的唯一完全现实的后果就是3000万人挨饿。斯托雷平的摧毁能不能教会俄国人民应当怎样进行更坚决的摧毁,现在还不得而知。但是这种摧毁无疑正在进行这样的教育。能不能教会呢,——过些时候就会见分晓。

载于1912年7月1日《涅瓦明星报》第15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1卷第380—386页

注释:

[185]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262—266页。列宁在《19世纪末俄国的土地问题》一文中对马克思的这些原理作了说明(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7卷第108—120页)。——390。
[186]指第二届国家杜马中的社会革命党党团领袖伊·瑙·穆申科在第二届国家杜马第四十七次会议上的发言。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一文中曾对穆申科的这一发言作过评价(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第250—251页和第369—370页)。——393。

半年工作总结[194]

(1912年7月12—14日〔25—27日〕)

彼得堡工人出版了工人日报,也就完成了一项巨大的工作,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这是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工人民主派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团结了起来,增强了自己的力量。当然,现在还不能说我们工人民主派的报纸已经巩固了,因为大家都很清楚,工人报纸现在经常遭到种种迫害。
但是,不管怎样,《真理报》的创刊仍然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它证明俄国工人是有觉悟、有毅力和团结一致的。
回顾并考察一下俄国工人半年来在创办自己的报纸方面所做的工作,是很有益处的,因为正是从今年一月起,彼得堡工人十分明显地表现出对创办自己的报纸的兴趣,当时在与工人有关的各种色彩的报章杂志上都出现了很多谈论工人日报的文章。

俄国的工人日报是由谁创办和如何创办的,关于这方面的材料好在是相当完整的。这就是关于为工人日报捐款的材料。
现在我们就从创办《真理报》的捐款谈起。我们有从今年1月1日至6月30日这整整半年的《明星报》、《涅瓦明星报》和《真理报》报道的帐目。这些帐目是公开的,所以能保证内容绝对正确,个别的错误都根据有关方面的意见及时加以更正了。
对我们来说,最重要和最值得注意的不是捐款的总额,而是捐款者的成分。比如《涅瓦明星报》第3号上公布了为工人日报捐款的总额是4288卢布84戈比(从1月开始到5月5日截止,但从4月22日《真理报》创刊时起直接寄给该报的捐款未计算在内),于是我们马上就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工人本身和各个工人团体在筹集这笔捐款中起的作用如何?这笔钱是由同情者的大笔捐款凑起来的呢,还是工人自己对工人报纸表现了极大的关心,由大量的工人团体筹集的巨额捐款凑起来的?
从工人本身的创举和力量的观点来看,比方30个工人团体捐献了100卢布,那就要比几十个“同情者”捐献的1000卢布重要得多。依靠工厂工人的小团体以许多个5戈比硬币凑起来的捐款创办的报纸,比依靠知识分子中的同情者提供的几十个和几百个卢布创办的报纸要扎实、巩固和有分量好多倍,这不论是从财政观点来看,或更为重要是从工人民主派的发展来看,都是这样的。
为了掌握这一根本的、最重要的问题的精确材料,我们对上述三种报纸所登载的有关捐款的材料作了下面的统计。我们这里只是把工人团体或职员团体的捐款抽出来看。
目前我们所关心的只是工人自己的捐款,而且指的不是单个工人的捐款,因为他们也许是偶尔碰上了某个募捐人,在思想上,也就是在观点和信仰上同他并没有联系,我们指的是工人团体的捐款,他们一定都预先讨论过应不应当捐款,捐给谁,捐款的目的何在。
凡是《明星报》、《涅瓦明星报》和《真理报》说明了为工人日报捐款的正是工人团体或职员团体的每一次报道,都被算作是工人自己的一次团体捐款。
那么,在1912年上半年这样的工人团体捐款究竟有过多少次呢?
有504次团体捐款!
工人为创办和支持自己的报纸团体捐款500多次,他们有的是拿出一天的工资,有的是同时一次捐款,有的是有时一捐再捐。504个工人团体(单个工人和同情者除外)非常积极地参加了创办自己的报纸的活动,这个数目无疑说明了,工人群众已经开始自觉地极其关心工人报纸,并且他们关心的不是什么一般的工人报纸,而是工人民主派的报纸。既然群众有这种自觉性和积极性,任何困难和障碍就都不可怕了。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什么困难和障碍是工人群众的自觉性、积极性和参与感所不能克服的。
504次团体捐款按月分布情况如下:

1912年1月……………………………………………14
1912年2月……………………………………………18
1912年3月……………………………………………76
1912年4月……………………………………………227
1912年5月……………………………………………135
1912年6月……………………………………………34
半年总数………………………………………504

从上面这张小统计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到4—5月的全部意义,这两个月可以说是个转折点。这是从黑暗到光明、从消极到积极、从个别行动到群众行动的转折点。
在1—2月间,工人团体捐款的次数还很少。显然,事情还只是刚开始。3月间可以看出已经增加很多。一个月中有76次工人团体捐款,这至少说明工人真的动了起来,群众不怕任何牺牲,竭力要达到自己的目的。这说明工人群众深信自己的力量,深信整个工作安排,深信已着手创办的报纸的方向等等。3月间工人日报还没有创办起来,工人团体就已经把钱凑集起来,先贷给了《明星报》。
4月份数字立刻大大增加,这起了决定作用。这一个月有227次工人团体捐款,每日平均7次以上!堤坝被冲垮了,工人日报有了保障。每一次的团体捐款,不仅表明5戈比硬币和10戈比硬币的总数,更重要的是说明工人团体同心协力以实际行动支持、宣传、指导、创办工人报纸的决心。
可能产生一个问题:4月份的捐款是不是主要集中在4月22日以后,即《真理报》创刊以后呢?不是。《明星报》在4月22日前登载了188次团体捐款的帐目。而《真理报》从4月22日至月底一共登载了39次团体捐款的帐目。这就是说,4月份的前21天,即在《真理报》创刊前,每日平均有9次团体捐款,而在4月份的后9天每日平均只有4次。
由此可以得出两个重要结论:
第一,工人正是在《真理报》创刊前尽了最大的努力。工人信任《明星报》,把钱“贷”给了它,正是表示要实现自己主张的决心。
第二,由此可以看到,正是由于工人在4月间的捐款增加,工人的《真理报》才得以创刊。毫无疑问,工人运动的普遍高涨(不是以狭隘的行会形式出现的,不是以狭隘的工会形式出现的,而是具有全民规模的运动)同彼得堡工人民主派日报的创刊之间有最密切的联系。工会的刊物对我们来说是不够的,我们需要自己的政治性报纸——这就是群众在4月间形成的坚定的信念;我们需要的不是随便什么政治性的工人报纸,而是先进的工人民主派的报纸;我们需要创办报纸不仅是为了要它帮助我们工人进行斗争,而且是为了要它给全民树立榜样,成为他们的火炬。
5月份捐款的次数还是很多。团体捐款每日平均4次以上。一方面,从这里可以看到4—5月份的普遍增加。另一方面,工人群众认识到,工人日报虽已开始发行,但它开始时的处境特别困难,因此就特别需要集体的支持。
6月份团体捐款的次数已比3月份减少。当然,应当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在工人日报创刊以后出现了另一种具有决定意义的赞助报纸的形式,这就是订阅报纸并向自己的同志、熟人、同乡等等推销。《真理报》的一切自觉的拥护者不仅自己是订阅者,他们还把《真理报》作为样板散发介绍到其他工厂、邻舍和农村等等。遗憾的是,我们无法把这种集体帮助完全统计出来。

仔细看看这504次工人团体捐款在各城市和工业区的分布情况,是非常有意义的。在俄国有哪些地区的工人响应了创办工人日报的号召,他们响应的热情又是怎样的呢?
在这方面幸好有关于所有工人团体捐款的材料,《明星报》、《涅瓦明星报》和《真理报》都刊登了这些捐款的帐目。
我们把这些材料汇集在一起时,首先应当提出彼得堡,因为在创办彼得堡工人报纸方面它自然是站在前列的;其次是有两个以上的工人团体的捐款的14个城市及工业区,最后是其余的35个城市,这些城市半年来都只有一次工人团体捐款。于是就得出下面的情况:

团体捐款总次数

彼得堡………………………………………………412
有2—12次团体捐款的14个城市……………………57
有1次团体捐款的35个城市…………………………35
50个城市的总次数…………………………………504

由此可见,几乎整个俄国都在不同程度上积极参加了创办工人日报的事业。如果注意到在外省发行工人民主派报纸方面所遇到的种种困难,那么看到半年来有许多城市都响应了彼得堡工人的号召,是会令人感到惊奇的。
除首都外,俄国的49个城市[注:所有这些城市和地区的名称如下。圣彼得堡郊区有:喀琅施塔得、科尔皮诺、谢斯特罗列茨克。南方有:哈尔科夫——4次团体捐款,叶卡捷琳诺斯拉夫——8次、阿纳尼耶夫——2次、卢甘斯克——3次、赫尔松、顿河畔罗斯托夫、巴甫洛格勒、波尔塔瓦、基辅——12次、阿斯特拉罕——4次、切尔尼戈夫、尤佐夫卡——3次,米纳科沃、谢尔比诺夫卡矿区、雷科沃矿区、别尔哥罗德、伊丽莎白格勒、叶卡捷琳诺达尔、马尔乌波尔——2次、下第聂伯罗夫斯克、纳希切万。莫斯科区有:罗德尼基——2次、梁赞、图拉——2次、别热茨克——2次。北方有:阿尔汉格尔斯克——5次、沃洛格达。西方有:德文斯克、维尔诺、戈梅利、里加、利巴瓦、缪尔格拉宾。乌拉尔有:彼尔姆、克什特姆、明亚尔、奥伦堡。伏尔加河流域有:索尔莫沃、巴拉科沃村。高加索有:巴库——2次、格罗兹尼、梯弗利斯。西伯利亚有:秋明、布拉戈维申斯克。芬兰有:赫尔辛福斯。]共有92次工人团体捐款,这至少对于开始来说是个很惊人的数目。这里指的决不是那些偶然的、漠不关心的、消极的捐款者。我们所看到的,毫无疑问是无产阶级群众的代表,他们虽然分散在俄国各地,但是对于工人民主派的自觉的同情把他们联合起来了。
应当指出,站在外省城市前列的是基辅,有12次团体捐款;其次是叶卡捷琳诺斯拉夫,有8次;可是莫斯科却是居第4位,只有6次。莫斯科和整个莫斯科区的这种落后现象,从下列俄国各区的综合材料中可以看得更清楚:

1912年1—6月半年中工人团体为工人日报捐款的次数

彼得堡和它的郊区………………………………415
南方…………………………………………………51
莫斯科和莫斯科区…………………………………13
北方和西方…………………………………………12
乌拉尔和伏尔加河流域……………………………6
高加索、西伯利亚、芬兰…………………………7
全俄总计…………………………………………504

对这份材料可以作如下说明。
从俄国工人民主派重趋活跃的程度来看,无产阶级的彼得堡已经觉醒并走上了自己的光荣岗位。南方正在觉醒。而母亲莫斯科和俄国的其他地区还在沉睡。这些地方也已经到了该开始觉醒的时候了。
如果把整个莫斯科区同其他外省地区比较一下,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莫斯科区的落后状态。南方离彼得堡很远,比莫斯科离彼得堡远得多。南方的产业工人也比莫斯科区少,可是工人团体捐款的次数却几乎是莫斯科区的4倍。
看来莫斯科甚至比乌拉尔和伏尔加河流域还落后,因为莫斯科和莫斯科区的工人比乌拉尔和伏尔加河流域的工人多许多倍,而不是多一倍。可是乌拉尔和伏尔加河流域的团体捐款有6次,而莫斯科和莫斯科区总共只有13次。
自然,莫斯科和莫斯科区的落后状态大概受到了两个特殊条件的影响。第一,这里纺织工业占多数。而纺织工业的经济条件也即市场情况和生产活跃的程度要比别的工业例如冶金工业差一些。因此,纺织工人不大参加罢工,不大关心政治和工人民主派。第二,在莫斯科区工厂大多分散在偏僻的地方,往那里送报纸比往大城市送要困难。
可是不论怎样,我们大家无疑都从上述材料中吸取了教训。必须特别关注在莫斯科发行工人报纸的工作。不能再让莫斯科处于落后状态。每个觉悟工人都懂得,只有彼得堡而没有莫斯科,就象只有一只手而失去了另一只手。
俄国的工厂工人大部分集中在莫斯科和莫斯科区。据官方统计,1905年这里的工厂工人有567000人,即占全俄工厂工人(1660000人)的三分之一以上,大大超过彼得堡区(298000人)。因此,在工人报纸的读者和拥护者的数目方面,在工人民主派的有觉悟的代表的数目方面,莫斯科区本应占第一位。当然,莫斯科一定会创办起自己的工人日报的。
目前彼得堡应当帮助莫斯科。《真理报》的读者每天早上都应当对自己和自己的朋友们说:“工人们,要想到莫斯科人!”

从另一种极其重要的、实际上非常现实的观点来看,上述材料也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任何人都了解,政治性的报纸是现代社会任何一个阶级参加国内政治生活,特别是参加选举运动的一个基本条件。
因此,一般来说,工人需要报纸,为了进行第四届杜马的选举更是如此。工人很清楚,不论第三届杜马,还是第四届杜马,都不能指望它们做出什么好事来。但是我们应当参加选举,首先是为了在选举时,也就是在党派斗争和整个政治生活活跃起来的时候,在群众通过各种方式学习政治的时候,去团结工人群众,并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其次是为了把自己的工人代表选进杜马。即使在十足的黑帮杜马即纯粹的地主杜马里,工人代表也给工人事业带来过而且还会带来不少好处,只要这些代表是真正的工人民主派,只要他们能够联系群众,而群众也学会指导和监督他们。
在1912年上半年,俄国的一切政党开始了、实际上已经结束了所谓选举前动员党内力量的工作。动员是个军事术语,就是说使军队作好战斗准备。正象战争前军队要进入战斗准备,召集预备役士兵,分发武器和装备一样,各党派在选举前要总结自己的工作,重申关于本党的观点和口号的决定,聚集自己的力量,准备同其他一切党派进行斗争。
再说一遍,这项工作实际上已经结束了。离选举只剩下几个星期;在这段时间里,可以而且应当竭力设法加强对选民、对群众的影响,但是,如果党本身(每个阶级的政党)半年来还未作好准备,那就什么也帮不了它的忙了,它在选举中就等于零了。
这就说明,为什么我们的统计所包括的半年是第四届杜马选举前大力动员工人力量的半年。这半年是动员工人民主派一切力量的半年,当然不只是为了杜马斗争,不过我们暂时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一方面。
这里又产生一个不久前在《涅瓦明星报》第16号和《真理报》第61号上曾经提到的问题,这就是关于所谓取消派的问题。取消派从1912年1月起在彼得堡出版《现代事业报》和《涅瓦呼声报》,因为他们有了自己单独的报纸,就说什么为了工人民主派在选举中的“统一”,必须同他们取消派“达成协议”,否则他们就用“双重候选人名单”这种无中生有的东西相威胁。[195]
这种试图吓唬人的手法,到现在为止看来很少产生效果。
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对于那些被公正地称为取消派和称为自由派工人政策传播者的人,怎么能够认真看待呢?
可是,对这部分知识分子的非社会民主主义的错误观点,也许还有许多工人赞成吧?那么是不是应当特别注意这些工人呢?目前,我们有客观的、公开的和完全确切的材料来回答这个问题。大家知道,在1912年的整个上半年,取消派特别激烈地攻击《真理报》、《涅瓦明星报》、《明星报》以及一切反对取消派的人。
取消派在工人中间取得了怎样的成绩呢?这一点可以由取消派的《现代事业报》和《涅瓦呼声报》所登载的为工人日报的捐款来说明。关于创办日报的必要性,取消派很早就承认了,如果不是从1910年起,至少也是从1911年起就已承认,而且对自己的拥护者大力宣传这种思想。1912年1月20日创刊的《现代事业报》从2月就开始登载关于它为此而募集到的捐款的帐目。
现在我们完全象对非取消派的报纸所做的那样,从这些捐款(1912年上半年为139卢布27戈比)中抽出工人团体的捐款来谈。把所有16号《现代事业报》和5号《涅瓦呼声报》(第6号《涅瓦呼声报》出版时已是7月份了)作一总结,甚至加上对《现代事业报》本身的捐款(虽然我们并没有把非取消派报纸上的这种捐款计算在内),我们就可以得到半年来工人团体捐款的总次数:

1912年上半年工人团体为工人日报捐款的次数
为非取消派的报纸 为取消派的报纸
1月……………………………… 14 0
2月……………………………… 18 0
3月……………………………… 76 7
4月……………………………… 227 8
5月……………………………… 135 0
6月……………………………… 34 0
共 计…………………………… 504 15

总之,半年来一小撮知识分子取消派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共才得到15个工人团体的支持!
可以设想比取消派从1912年1月起遭到的失败更加彻底的失败吗?可以设想比这更加确切的证据来证明我们面前的这一小撮知识分子取消派虽然能够出版半自由派杂志和报纸,但是根本得不到无产阶级群众任何象样的支持吗?
下面还有按地区划分的工人团体为取消派捐款的材料:

1912年上半年工人团体为工人日报捐款的次数
为非取消派的报纸 为取消派的报纸
彼得堡和郊区…………………… 415 10
南部………………………………… 51 1
莫斯科和莫斯科区………………… 13 2
北部和西部………………………… 12 1
乌拉尔和伏尔加河流域…………… 6 0
高加索、西伯利亚和芬兰………… 7 1
共 计………………… 504 15 ①

[注:①莫斯科——2次,纳希切万、新尼古拉耶夫斯克、阿尔汉格尔斯克各1次。]

总之,半年来取消派在南部遭到的失败甚至比在彼得堡还要惨重。
整整半年来在针锋相对的两派报纸上公开发表的这些确切的工人统计材料,完全解决了“取消主义”的问题。尽可以任意辱骂甚至诬蔑反对取消主义的人,但是关于工人团体捐款的确切材料却是铁证如山。
现在可以完全理解,为什么《涅瓦明星报》和《真理报》都没有认真看待取消派的所谓“双重候选人名单”的威胁。如果认真看待那些在半年公开斗争中已经证明自己是比零强不了多少的人的威胁,那是可笑的。取消主义的一切维护者都被《现代事业报》和《涅瓦呼声报》联合起来了。而半年来他们总共只争取到15个工人团体!
取消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它只是在自由派知识分子中有很大的影响。

一般说来,《真理报》上关于各种工人捐款的材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材料。我们从这里第一次得到有关工人运动和俄国工人民主派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最确切的材料。对这些材料,我们希望不止一次地再来分析研究。
现在,在概述了工人团体为日报的捐款之后,我们就应当作出一个实际结论。
工人们为了创办自己的报纸而向《明星报》和《真理报》提供了504次团体捐款。除了创办和支持自己的工人报纸以外,他们决没有任何其他目的。正因为这样,把半年来的这些材料真实地汇集起来,就勾画出一幅有关俄国工人民主派的生活的极其珍贵的图画。把5戈比或10戈比的硬币聚集起来并标上“某工厂的工人团体捐”,就使我们能够判断工人的情绪,判断他们的觉悟程度、团结程度以及对工人事业的同情程度。
正因为这样,必须继续保持、发扬并扩大4—5月的高涨中养成的这种工人团体捐款的习惯,当然也必须象《真理报》那样经常刊登关于这些捐款的帐目。
不论从巩固工人抵纸的观点出发,或是从工人民主派的共同利益的观点出发,这种习惯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必须使工人报纸不断发展,日趋巩固。这就需要钱。只有在工人经常不断地大量捐款的条件下,经过顽强的努力,才能把俄国工人报纸办得象个样子。美国有一家工人报纸(《向理智呼吁报》[196])拥有50多万订户。让我们稍微修改一下一句常用的口头语说:不想赶上和超过自己的美国同行的俄国工人,是没有出息的人。
但是更重要得多的还不是钱的方面,而是另一方面。假定一个工厂各部门的100名工人每人每次领取工资时为工人报纸捐1个戈比,那每月总共不过2个卢布。再假定有10名挣钱多的工人,偶然相遇,一下子就凑了10个卢布。
前者的2个卢布比后者的10个卢布更宝贵。这一点每个工人都很清楚,是不需要详细说明的。
必须使每个工人养成这样的习惯:每次领取工资时捐一个戈比给工人报。报纸的订阅工作可以照往常一样进行,谁能多付,就依旧多付一些。但除此以外,最重要的是保持并发扬“为工人报捐一戈比”的习惯。
这种捐款的全部意义在于能够不间断地在每次领取工资时正常地进行,在于能够使愈来愈多的工人参加这种经常性的捐献。捐款帐目可以简单地刊登:“多少多少戈比”——这也就表明某某工厂有多少工人捐款给工人报,——除此之外,如果有大笔捐款,就可以这样刊登:“此外,多少工人捐款多少。”
如果养成了为工人报捐一戈比的习惯,那俄国工人就会很快地把自己的报纸提到应有的高度。工人报应当更多地提供多种材料,出版星期日副刊等等,在杜马中,在俄国的一切城市以及国外各大城市中都应当有自己的记者。工人报应当经常不断地发展和改进,可是如果没有尽可能多的工人经常为自己的报纸捐款,那就不可能办到这一点。
每月汇集工人捐献戈比的材料,就能使所有人都看到,俄国各地的工人是在怎样改变自己的漠不关心的态度和摆脱沉睡的状态,他们是在怎样觉醒过来投入正当的文化生活,当然并不是官方和自由派所理解的那种文化生活。从这里还可以清楚地看到,人们对工人民主派的关心日益增长的情况,莫斯科和一切大城市创办自己的工人报纸的日子日益临近的情况。
资产阶级的《戈比报》[197]的统治时代应当结束了!无原则的商人小报的统治时代应当结束了。彼得堡工人在这短短的半年里表明,工人的集体捐款能收到多么大的成效。希望他们的榜样和创举能发扬光大。希望工人为工人报捐献一戈比的习惯日益发展和巩固!

载于1912年7月29日和31日、8月1日和2日《真理报》第78、79、80、8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1卷第427—440页

注释:

[194]《半年工作总结》一文是专为《真理报》写的。1912年7月15日或16日(28日或29日),列宁在寄发文章的同时,给《真理报》编辑部写了一封信,就如何刊登这篇文章,详细地谈了自己的意见(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6卷)。编辑部遵照列宁的意见将该文分四次在《真理报》上刊出。——409。
[195]指孟什维克取消派威胁要在第四届杜马工人选民团选举中提出自己的候选人来对抗布尔什维克的候选人一事。列宁在这篇文章以及以后的一些著作——《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现状》(见本卷第440—457页),《第四届杜马选举的前夜》(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2卷)——中都指出,所谓“双重候选人名单”的谈论,不过是脱离了工人运动的知识分子小团体的吓人企图罢了。这一点完全被工人选民团选举的实践所证实。——420。
[196]《向理智呼吁报》(《Appeal to Reason》)是美国社会党人的报纸,1895年在美国堪萨斯州吉拉德市创刊,但与美国社会党没有正式关系。该报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很受工人欢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采取国际主义立场。——423。
[197]《戈比报》(《Газета-Копейка》)是俄国资产阶级的低级趣味报纸(日报),1908年6月19日(7月2日)—1918年在彼得堡出版,出版者是M.戈罗杰茨基。该报零售每份1戈比,并且免费赠送哄动小说丛书之类的附刊,因而在下层市民中颇为流行,在彼得堡工人中也有不少读者,发行数达25万份。——424。

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

(1912年7月15日〔28日〕)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一篇文章[198](我们是从布鲁塞尔的社会主义报纸《人民报》[199]上转载来的)使我们俄国人非常感兴趣。
俗话说:旁观者清。孙中山是一位非常有意思的“旁观”者,因为他虽然是个受过欧洲教育的人,但是显然完全不了解俄国。可是这位受过欧洲教育的人,这位代表已经争得了共和制度的、战斗的和胜利的中国民主派的人,在完全不管俄国、不管俄国经验和俄国文献的情况下,提出了一些纯粹俄国的问题。这位先进的中国民主主义者简直象一个俄国人那样发表议论。他同俄国民粹主义者十分相似,以至基本思想和许多说法都完全相同。
旁观者清。伟大的中国民主派的纲领(孙中山的文章正是这样的纲领),迫使我们,同时也给了我们一个方便的机会再一次根据新的世界事态来研究亚洲现代资产阶级革命中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相互关系问题。这是俄国在从1905年开始的俄国革命时期所面临的最重大的问题之一。从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纲领中,特别是把这个纲领同俄国、土耳其、波斯和中国的革命事态的发展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不仅俄国面临这个问题,整个亚洲也面临这个问题。俄国在许多重要方面无疑是一个亚洲国家,而且是一个最野蛮的、中世纪式的、丢人地落后的亚洲国家。
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从它的早期的单枪匹马的先驱者贵族赫尔岑起到它的群众性的代表——1905年农民协会会员和1906—1912年的头三届杜马中的劳动派代表止,都具有民粹主义色彩。现在我们看到,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也具有完全同样的民粹主义色彩。这里我们试就孙中山的例子来考察一下,目前已经完全卷入全世界资本主义文明潮流的几万万人的深刻革命运动所产生的思想的“社会意义”究竟在什么地方。
孙中山的纲领的字里行间都充满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它充分认识到“种族”革命的不足,丝毫没有忽视政治问题,或者说,丝毫没有轻视政治自由或容许中国专制制度与中国“社会改革”、中国立宪改革等等并存的思想。这是带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它直接提出群众生活状况及群众斗争问题,热烈地同情被剥削劳动者,相信他们是正义的和有力量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真正伟大的人民的真正伟大的思想;这样的人民不仅会为自己历来的奴隶地位而痛心,不仅会向往自由和平等,而且会同中国历来的压迫者作斗争。
人们自然可以把亚洲这个野蛮的、死气沉沉的中国的共和国临时大总统与欧美各先进文明国家的共和国总统比较一下。那里的共和国总统都是受资产阶级操纵的生意人、是他们的代理人或傀儡,而那里的资产阶级则已经腐朽透顶,从头到脚都沾满了污垢和鲜血——不是国王和皇帝的鲜血,而是为了进步和文明在罢工中被枪杀的工人们的鲜血。那里的总统是资产阶级的代表,那里的资产阶级则早已抛弃了青年时代的一切理想,已经完全变得寡廉鲜耻了,已经完全把自己出卖给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和资产阶级化了的封建主等等了。
这位亚洲的共和国临时大总统则是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这种精神和气概是一个向上发展而不是衰落下去的阶级所固有的;这个阶级不惧怕未来,而是相信未来,奋不顾身地为未来而斗争,这个阶级憎恨过去,善于抛弃过去时代的麻木不仁的和窒息一切生命的腐朽东西,决不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而硬要保存和恢复过去的时代。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是不是说唯物主义的西方已经腐朽了,只有神秘的、富有宗教色彩的东方才光芒四射呢?不,恰恰相反。这是说,东方已完全走上了西方的道路,今后还会有几万万人为争取西方已经实现的理想而斗争。西方资产阶级已经腐朽了,在它面前已经站着它的掘墓人——无产阶级。在亚洲却还有能够代表真诚的、战斗的、彻底的民主派的资产阶级,他们不愧为法国18世纪末叶的伟大宣传家和伟大活动家的同志。
这个还能从事历史上进步事业的亚洲资产阶级的主要代表或主要社会支柱是农民。农民旁边还有一个自由派资产阶级,它的活动家如袁世凯之流最善于变节:他们昨天害怕皇帝,匍伏在他面前;后来看到了革命民主派的力量,感觉到革命民主派就要取得胜利时,就背叛了皇帝;明天则可能为了同某个老的或新的“立宪”皇帝勾结而出卖民主派。
没有真诚的民主主义的高涨,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摆脱历来的奴隶地位而求得真正的解放,只有这种高涨才能激发劳动群众,使他们创造奇迹。在孙中山的纲领的每一句话中都可以看出这种高涨。
但是在这位中国民粹主义者那里,这种战斗的民主主义思想首先是同社会主义空想、同使中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即防止资本主义的愿望结合在一起的,其次是同宣传和实行激进的土地改革的计划结合在一起的。后面这两种思想政治倾向正是构成具有独特含义的(即不同于民主主义的、超出民主主义的)民粹主义的因素。
这两种倾向是怎样产生的?它们的意义如何?
如果没有群众的革命情绪的蓬勃高涨,中国民主派不可能推翻中国的旧制度,不可能争得共和制度。这种高涨以对劳动群众生活状况的最真挚的同情和对他们的压迫者及剥削者的最强烈憎恨为前提,同时又反过来产生这种同情和憎恨。先进的中国人,所有经历过这种高涨的中国人,从欧美吸收了解放思想,但在欧美,提到日程上的问题已经是摆脱资产阶级而求得解放,即实行社会主义的问题。由此必然产生中国民主派对社会主义的同情,产生他们的主观社会主义。
他们在主观上是社会主义者,因为他们反对对群众的压迫和剥削。但是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的、半封建国家的客观条件,在将近5亿人民的生活日程上,只提出了这种压迫和这种剥削的一定的历史独特形式——封建制度。农业生活方式和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是封建制度的基础;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把中国农民束缚在土地上,这是他们受封建剥削的根源;这种剥削的政治代表就是封建主,以皇帝为整个制度首脑的封建主整体和单个的封建主。
因此,这位中国民主主义者的主观社会主义思想和纲领,事实上仅仅是“改变不动产的全部法权根据”的纲领,仅仅是消灭封建剥削的纲领。
孙中山的民粹主义的实质,他的进步的、战斗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土地改革纲领以及他的所谓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质就在这里。
从学理上来说,这个理论是小资产阶级反动“社会主义者”的理论。这是因为认为在中国可以“防止”资本主义,认为中国既然落后就比较容易实行“社会革命”等等的看法,都是极其反动的空想。孙中山可以说是以其独特的少女般的天真粉碎了自己反动的民粹主义理论,承认了生活迫使他承认的东西:“中国处在大规模的工业〈即资本主义〉发展的前夜”,中国“商业〈即资本主义〉也将大规模地发展起来”,“再过50年,我们将有许多上海”,即拥有几百万人口的资本家发财和无产阶级贫困的中心城市。
试问,孙中山有没有用自己反动的经济理论来捍卫真正反动的土地纲领呢?这是问题的全部关键所在,是最重要的一点,被掐头去尾和被阉割的自由派假马克思主义面对这个问题往往不知所措。
没有,——问题也就在这里。中国社会关系的辩证法就在于:中国的民主主义者真挚地同情欧洲的社会主义,把它改造成为反动的理论,并根据这种“防止”资本主义的反动理论制定纯粹资本主义的、十足资本主义的土地纲领!
孙中山在文章的开头谈得如此娓娓动听而又如此含糊其辞的“经济革命”归结起来究竟是什么呢?
就是把地租转交给国家,即通过亨利·乔治式的某种单一税来实行土地国有化。孙中山所提出和鼓吹的“经济革命”,决没有其他实际的东西。
穷乡僻壤的地价与上海的地价的差别,是地租量上的差别。地价是资本化的地租。使地产“价值的增殖额”成为“人民的财产”,也就是说把地租即土地所有权交给国家,或者说使土地国有化。
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实行这种改革有没有可能呢?不但有可能,而且是最纯粹、最彻底、最完善的资本主义。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了这一点,在《资本论》第3卷中详尽地证明了这一点,在《剩余价值理论》中与洛贝尔图斯论战时非常清楚地发挥了这一点。[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80—191页,第21卷第904—917页和第26卷第2册第163—176页。——编者注]
土地国有化能够消灭绝对地租,只保留级差地租。按照马克思的学说,土地国有化就是:尽量铲除农业中的中世纪式的垄断和中世纪关系,使土地买卖有最大的自由,使农业最容易适应市场。历史的讽刺在于:民粹派为了“防止”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竟然实行一种土地纲领,它的彻底实现会使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得到最迅速发展。
是什么经济上的必要性使得最先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土地纲领能够在亚洲一个最落后的农民国家中得到推行呢?是把各种形式各种表现的封建主义摧毁的必要性。
中国愈落在欧洲和日本的后面,就愈有四分五裂和民族解体的危险。只有革命人民群众的英雄主义才能“振兴”中国,才能在政治方面建立中华民国,在土地方面实行国有化以保证资本主义最迅速的发展。
能不能做到这一点,能做到什么程度,——这是另一个问题。不同的国家通过自己的资产阶级革命所实现的政治方面和土地方面的民主主义,在程度上是不同的,而且情况是错综复杂的。这要看国际形势和中国各种社会力量的对比而定。看来皇帝大概会把封建主、官僚、僧侣联合起来,准备复辟。刚刚从自由主义君主派变成自由主义共和派(能长久吗?)的资产阶级代表袁世凯,将在君主制和革命之间实行随风倒的政策。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正在发挥农民群众在政治改革和土地改革方面的高度主动性、坚定性和果断精神,从中正确地寻找“振兴”中国的道路。
最后,由于在中国将出现更多的上海,中国无产阶级也将日益成长起来。它一定会建立这样或那样的中国社会民主工党,而这个党在批判孙中山的小资产阶级空想和反动观点时,大概会细心地挑选出他的政治纲领和土地纲领中的革命民主主义内核,并加以保护和发展。

载于1912年7月15日《涅瓦明星报》第17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1卷第400—406页

注释:

[198]指孙中山《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一文(见《孙中山全集》1982年中华书局版第2卷第324—326页)。该文是孙中山1912年4月1日《在南京中国同盟会会员饯别会的演说》的前半部分,译成法文后载于同年7月11日《人民报》,又从法文转译成俄文,同列宁的《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一起载于1912年7月15日(28日)《涅瓦明星报》第17号。——426。
[199]《人民报》(《Le Peuple》)是比利时工人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1885年起在布鲁塞尔出版。在比利时工人党改称为比利时社会党后,是比利时社会党的机关报。——426。

资本主义和人民的消费

(1912年7月20日〔8月2日〕)

不久以前,法国的《科学评论》杂志[209]发表了关于各国人造黄油 生产的材料。这份材料又一次使人想起早已为人发现的事实: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人民的饮食更加恶化了。
大家知道,人造黄油是一种用特殊方法加工的脂油(从脂油中提出硬脂)。用这种人造油料再制成人造的黄油。
在欧洲一些主要国家里,人造黄油已达到很高的产量。德国每年生产1250万普特,英国每年生产750万普特,等等。
人造黄油比真正黄油便宜。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多数居民买不起真正的黄油。工人收入很少,不得不购买廉价的、劣等的代用食品。而主要消费者又是工人。工人有几百万,资本家只有几百个。于是,廉价的代用食品的产量就迅速增长,一小撮百万富翁也就过着愈来愈穷奢极欲的生活。
资产阶级愈来愈富有。无产阶级及大量正在破产的小业主、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人愈来愈贫困。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那些以生产大量优质乳油而驰名的国家里,人造黄油的消费量却最大。要想了解人造黄油的消费量究竟有多大,就要把一个国家的人造黄油总产量(加上输入量和减去输出量)用居民人数除一下。
结果,按人造黄油的消费量来说,丹麦占世界第一位。每人每年平均为16.4公斤(约1普特)。其次是挪威,为15磅,德国为7.5磅,等等。
丹麦是黄油产量最高的国家。丹麦的黄油,是真正的乳油,是公认的一种质量最好的黄油。世界上最大和最富有的城市伦敦(连郊区共约600万人口)宁愿以最高的价格购买丹麦的黄油。
丹麦的富裕农民,尤其是丹麦的资本家靠买卖黄油大发横财。而丹麦按人造黄油的消费量来说,却是占世界第一位的国家!
这如何解释呢?
很简单。这是因为丹麦的大多数居民,正象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居民一样,都是工人和贫苦农民。他们买不起真正的黄油。在丹麦,就连中等农民也由于需要钱用而把自己生产的乳油卖给国外,而自己却购买廉价的人造黄油。丹麦的资本家愈来愈富有,丹麦的工人和农民却愈来愈贫困。
我们俄国的情况也是这样。很久以前,大约40年以前,当农村建立干酪作坊和组合之风开始盛行的时候,民主派作家恩格尔哈特就曾发现,农民由于需要用钱而出卖牛奶和黄油,而他们的子女却忍饥挨饿,以至死亡。
从那时起,人们曾多次看到这种现象。干酪生产不断增加,牛奶出售量日益增长,少数富裕农民和商人愈来愈富有,穷人却变得更加贫穷。贫苦农民的子女因喝不到牛奶而大量死亡。俄国儿童的死亡率高到了令人难以相信的程度。
农民经常把牛奶卖给干酪工厂,自己却取回脱脂牛奶 作为食用。
富人得到的是生产增长和商业繁荣带来的收益,工人和农民得到的却是人造黄油和脱脂牛奶。这就是自由派学者和官方学者所竭力加以粉饰的资本主义现实。

载于1912年7月20日《真理报》第70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1卷第466—468页

帕·波·阿克雪里罗得是怎样揭露取消派的

(1912年7月22日和29日〔8月4日和11日〕)

帕·波·阿克雪里罗得注定要在发展马克思主义者中间的机会主义流派方面起独特的作用。例如阿克雪里罗得的“工人代表大会”的主张就曾轰动一时。他的宣传曾经吸引了并迷惑了一部分工人。但是它宣传的主张散布得愈广泛,问题愈接近实际解决,全盘计谋的凭空虚构的性质就愈明显。计谋是不攻自破了。经验证实了布尔什维克不止一次的论断:阿克雪里罗得的“主张”是机会主义知识分子的空想,是企图“回避”严酷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幻想。
目前,提出工人出版社和“非派别性的”工人报纸的主张,恰恰是这类事件的重演。彼得堡的工人有谁不记得,取消派就在不久前还是如何醉心于这种主张?他们是如何用“回避”工人民主派内部斗争的幻想来迷惑工人?《明星报》解释说,不能回避关于自由派工人政策的问题(请回忆一下面包师联合会理事会的决定[210]),关于工人监督非派别性报纸的议论只不过是一种蛊惑宣传,对于这种解释,取消派曾是如何令人发笑地大动肝火?
可是现在阿克雪里罗得在取消派的《涅瓦呼声报》第6号上非常出色地揭露了(他不得不揭露)自己的知心朋友的蛊惑宣传。蛊惑宣传,就是许下一大串不能兑现的诺言。所谓扩大的工人代表大会、公开的工人出版社、非派别性的工人报纸这些主张,是够迷惑人的。但是,全部实质在于,如果不先展开顽强和艰巨的斗争,去争取一般的政治自由、争取马克思主义在工人民主派内部的胜利等等,这些迷人的东西就不能兑现。许下蛊惑人心的诺言是轻而易举的,可是生活很快证明它们是不可能兑现的,并且使充满“玫瑰色的幻想”的机会主义暴露出来。
阿克雪里罗得在《涅瓦呼声报》第6号上说了一大堆动听的空话,例如他担保他和他的朋友们是“党的进步代表”,而对方是“反动代表”。自然,阿克雪里罗得非常乐意这样想,取消派也非常乐意这样刊登。不过这种动听的话太没有价值了!自己吹嘘自己的“进步性”……要是说明一下意见分歧的实质和意义不是更好吗?
“主张办非派别性的社会民主党的(不折不扣的真正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在目前是一种空想,而且是客观上同无产阶级在社会民主党旗帜下争取党的政治发展和组织团结的利益背道而驰的空想。你把本性赶出门外,它会从窗口穿过缝隙飞进来。”
阿克雪里罗得就是这样写的。这种见解挺不坏。这种见解在原则上是完全正确的。这种见解表明阿克雪里罗得的朋友取消派是完全错了,因为他们昨天还在向工人群众灌输阿克雪里罗得现在所谴责的主张。不过我们看不出许下一大串不能兑现的诺言有什么“进步性”……
阿克雪里罗得写道:“在我国,正式形成组织的派别可以说还没有,但是有各种各样的小组和小集团,其中有一些或多或少持有一定的政治观点、策略观点和组织观点,另外一些则摆来摆去,成为前者的绊脚石。”
前半句话不完全正确。阿克雪里罗得很清楚,完全正式形成的组织是存在的,但只限于目前可能做到的程度。但是,后半句话是正确的,的确有许多摇来摆去、成了绊脚石的小集团。阿克雪里罗得说出事态发展必然导致的这个真情,就再一次揭露了自己的朋友们。谁不知道,阿克雪里罗得的朋友们现在所炫耀的恰恰正是摇来摆去的小集团的装模作样的纸上的“联合”?不也是在《涅瓦呼声报》的这个第6号上他们许诺说,所有取消派同所有摇来摆去的小集团会实现这种装装样子的“联合”吗?
阿克雪里罗得继续写道:“争执的焦点和主要根源是,一方面,党内不同集团对新的、公开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抱着不同的态度〈可爱的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不是对公开的党吗?不应当歪曲意见分歧的实质!〉,另一方面,在当前的政治任务方面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策略方面存在着重大的意见分歧。这两方面的问题正是在现在,当新的社会政治运动开始的时候,变得特别迫切和紧急。正是在这些问题上俄国社会民主党分裂成两个主要阵营。试问,正在筹办的工人机关报能够在这两个对立的阵营之间采取中立立场吗?这种中立立场在原则上是能够容许的吗?显然不能……”
完全正确的结论。阿克雪里罗得不仅出色地驳倒了他的那些昨天还在叫喊中立的和非派别性的机关报的朋友,而且也出色地驳倒了那些今天还在要天真的人们相信他们同中立小集团的“一致”、“联合”、团结等等的人。
主要阵营确实有两个。其中一个完全正式形成为组织了。它对阿克雪里罗得所列举的各种问题的回答是非常正式、非常明确的,是同某些著作家所写的杂乱无章、矛盾百出的小文章不同的。而另一个阵营,即阿克雪里罗得所属的取消派阵营显然没有正式形成什么组织(代替它的只是一些关于建立公开的工人政党的诺言。只是一些关于建立比1906—1907年的工人代表大会更不可能实现的各种公开的工人政治协会的议论),也没有对阿克雪里罗得自己所列举的问题作出什么确切的回答(代替这种确切回答的只是叶若夫、列维茨基、克列诺夫、查茨基等人的写作练习)。
“……只要工人的出版和写作团体决定发表一定的行动纲领,决定在一些问题上,譬如说,即使是同选举运动有关的问题上采取一定的立场,决定向工人提出这个运动的某些任务和口号,决定主张对不同政党采取这种或那种策略,只要——我说——出版协会想要使自己的出版物在原则上具有无产阶级政治机关报的性质,它就会面临使俄国社会民主党动荡不安和四分五裂的最棘手的问题和意见分歧。这时,协会本身就可能变成这种争执的新策源地,如果它的成员不能预先协商好,不能就这些问题彼此达成协议的话。”
阿克雪里罗得非常正确,非常出色地驳倒了取消派。“协会”需要的东西,《我们的曙光》杂志和《涅瓦呼声报》就更需要。那它们为什么不就棘手的问题和意见分歧进行协商呢?它们为什么连阿克雪里罗得所列举的最重要问题(对各种不同政党的态度,任务,口号,策略)都不确切地回答呢?
“医生,先治好自己吧。”阿克雪里罗得在向工人解释必须确切地回答“棘手的问题”时讲得如此之妙,《我们的曙光》杂志和《涅瓦呼声报》(也许不限于涅瓦……)的著作家们也应该倾听一下阿克雪里罗得的话。对“棘手的问题”不作出确切的回答是不行的,只限于写几篇文章是不行的——这是小组习气!需要有准确的、正式的、周密考虑过的,明确的决定。难怪阿克雪里罗得在谈论——而且谈得很妙!——什么明确的行动纲领,什么任务和口号等等了。
顺便说一下,取消派所以称为取消派,是因为他们抛弃了旧的,但是提不出新的来。什么建立公开的政党是有好处的,什么建立公开的政治协会又是必需的,所有取消派的这类话我们都听腻了。但这样谈论是不够的,取消派没有行动,没有,丝毫没有。没有的正是阿克雪里罗得要求工人做的!
阿克雪里罗得在《涅瓦呼声报》上分栏线下面的小品文中提出极有力的揭露材料,驳斥了取消派在分栏线上面发表的报纸编辑部写的文章。仔细读一遍阿克雪里罗得的小品文,就会发觉,取消派叫喊要就选举纲领“达成协议”,要有“统一的”纲领等等,只不过是自欺欺人。
“《明星报》的拥护者”在《涅瓦明星报》第16号上已经揭露了这个骗局。但是,阿克雪里罗得的揭露更加深刻,更加可贵,因为这是出自阿克雪里罗得之手。
我们完全赞成统一的纲领,正如“《明星报》的拥护者”所公正指出的,这种纲领,布尔什维克和护党派孟什维克早已通过,并且正在加以贯彻执行。我们完全赞成统一的选举运动,这种运动必须以这个纲领为基础,以这些决定和对所有“棘手的问题”的确切回答为基础。
取消派叫喊“统一”,那是他们企图用响亮的字眼来引诱一些不开展的工人。“统一”非常中听,“非派别性的机关报”更讨人喜欢!但是,即使是读一遍阿克雪里罗得的文章,他也会叫你明白,非派别性是不可能有的,这是空想,因为在工人民主派中有两个阵营,而这两个阵营又是互相对立的。
这是怎么回事呢?取消派莫非想要维护这个“纲领”以掩盖自己的观点?维护这个博得资产阶级如此钟爱的外交式的纲领,——这个对“棘手的问题”没有作出任何回答,而满纸“全是”和“只是”“选入杜马”问题的纲领?
如果要维护这个纲领,那就是毫无原则性。对这种做法工人是绝不会同意的。这样的纲领不管是怎样“公开”,都是连一天也站不住脚的。
不,我们再不要自己骗自己了。应该正视连取消派领袖阿克雪里罗得这次也直截了当承认了的真情了。取消派先生们,如果你们想要坚持“自己的”纲领(虽然你们直到如今并没有提出这种纲领,而对于这个在选举前6周还在炮制的纲领我们是不会相信的!),如果你们想要坚持“自己的”策略(虽然你们直到如今并没有在任何地方确切地、正式地、按照党的方式表述出来!),——那你们就只好怨自己了。那你们就是已经存在的统一的破坏者。破坏统一的全部责任就要落在他们身上。
不。我们再不要自己骗自己了。取消派叫喊“统一”,那是枉费心机的掩人耳目的手法。取消派既然很清楚工人是反对他们的,也会同样很清楚,他们的单独行动将会带给他们怎样彻底的毁灭性的失败。所以他们什么诺言都愿意许下,只要能选入杜马。
这样做是不行的。只有资产者才这样做。工人民主派相信的只是选举前几年就在贯彻执行而在选举时只是第一百次重申的那些纲领、决定、策略和口号。谁如果无视这些决定,只是为了选举而杜撰出空空洞洞的“纲领”,那他就得不到任何信任。
对拆穿掩耳盗铃的骗局来说,对教训各种各种杜撰“新的”、“公开的”、“共同的”纲领的人来说,阿克雪里罗得的小品文是一篇有益的东西。

我们在《涅瓦明星报》第18号上谈到的阿克雪里罗得的那篇文章的结尾部分,现在在《我们的曙光》杂志上出现了。总的来说,这个结尾部分完全证实了我们所作的评价,因此,我们只是重申一下:对拆穿掩耳盗铃的骗局来说,对弄清取消主义真正的本质来说,对评价目前某些集团瞎吹一气的臭名远扬的“非派别性”这类无聊话来说,阿克雪里罗得的文章是一篇有益的东西。
阿克雪里罗得极为有力地和令人信服地驳斥了目前同取消派结盟(是不是牢固的呢?)的托洛茨基。阿克雪里罗得写道:“进步分子〈他把取消派叫作党内进步分子,而把我们叫作党内反动分子来自我安慰〉在思想上和组织上联合成独立的派别,在当前情况下这是他们的不容推委的责任和紧迫的任务。”“在党内的这种情况下,把‘非派别性’当作唯一解救危急的手段来谈论,这样做就象鸵鸟在危险逼近时把脑袋埋在沙堆里一样,这样做就是掩盖社会民主党党内的真实情况,欺骗自己,也欺骗别人……”(《我们的曙光》杂志第6期第15页)
可怜的托洛茨基!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这样攻击取消派的忠实朋友和《我们的曙光》杂志的撰稿人,简直是残忍和刻薄。现在我们会看到什么呢?是托洛茨基发表一篇非常有力的文章来反驳派别活动分子阿克雪里罗得呢?还是马尔托夫按平常的做法,用一打膏药般的附带说明把裂痕粘合起来,使调和派分子托洛茨基同派别活动分子阿克雪里罗得和解呢?
那么,现在可不可以认真地谈论什么托洛茨基、拉脱维亚人和犹太人的准马克思主义者等等同阿克雪里罗得结成的臭名远扬的联盟[注:阿克雪里罗得的文章刊登于1912年5月17日,即在托洛茨基分子和取消派分子为了在“非派别性”的旗帜下同反取消派展开斗争而隆重结成联盟5个月之后!]呢?
阿克雪里罗得的文章中有一个论点是值得认真分析的,即我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欧化”问题。但是,在分析这个论点之前,有必要就取消派采取的一种手法说几句话。
在阿克雪里罗得的文章中,有一页(第16页)字里行间尽是特意挑选的穷凶极恶的谩骂词句,攻击一切反取消派,特别是攻击本文的作者。假如没有证据确凿的材料证明,有一些人专门在利用这种谩骂,另一些人则为此而感到难堪的话,那就完全不值得理睬这种谩骂(因为处在阿克雪里罗得的境地,除了咒骂以外,是别无办法的)。
比如说,切尔诺夫先生在《箴言》杂志[211]上对加米涅夫证明他这个“左派”民粹派领袖正从民主主义滑到自由主义这一点进行答复时,就一边从取消派和反取消派那里收集最激烈的咒骂语句,一边嬉皮笑脸地自鸣得意。切尔诺夫先生的手法非常卑鄙,对于这种手法只需稍加指出,无需予以重视。
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内部各个集团间的任何原则斗争,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能避开一系列个人的争执和组织的争执。专门去搜罗“争执的”词句,这是无耻之徒干的勾当。而对这些争执感到难堪,采取绝望或轻蔑态度加以回避,把一切都说成是个人纠纷!——持这种态度的只能是“同情者”中的那些神经脆弱的见识 浅薄的人。真正关怀工人运动的人,即使在研究工人运动的伟大活动家的历史作用时,也总要学会把思想斗争、派别斗争的“争执”部分同原则部分加以区别——这点是能够学会也是应当学会的。人总是人,马克思主义者同无政府主义者(马克思同巴枯宁),盖得派同饶勒斯派[212],拉萨尔派同爱森纳赫派等等的历史上的冲突也不是没有“争执”没有“纠纷”的。
直到现在也还有些无耻的著作家专门搜集“往昔”对不计其数的不忠实行为等等的责难。但是,也有严肃的社会民主党人,当意见分歧由于各个集团发生分裂、流亡国外等等原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倾轧形式时,他们总是去揭示这些分歧的思想根源。
请读者不要以为,我们想要“吓走”谁,不让他研究阿克雪里罗得在自己文章的极尽谩骂之能事的篇幅中所暗示的——只是暗示——那些资料。完全相反。谁愿意全面了解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我们就请他来研究这些资料。在国外这些资料是非常完备的,不仅有充满激情的责难,而且有文件和中立人士的证词。研究这些文件和这些证词就可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什么1910年1月取消派和反取消派之间达成完全的和解的尝试没有成功。

下面是阿克雪里罗得文章中最引人注意的也是最带原则性的段落之一:
“……形成派别和团结是党内改革派,或者更确切地说〈请听!〉是革命派不容推委的责任和紧迫的任务,因为只有通过这样的途径,他们才能够完成下述任务:把在革命前就形成,并在革命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性质加以欧化,就是说从根本上改变它的性质,并且在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党内制度所依据的那些原则基础上把它组织起来。”
这样说来,取消派就是党内革命派了,阿克雪里罗得的这个难得的老实话是值得加以指出的,因为令人痛苦的真理比“令人鼓舞的”谎言要有益[213],比外交式的遁词和附带说明要珍贵。可爱的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就请进行党内革命吧!我们要看看,您和您的朋友们能不能比不久前在葡萄牙企图实现“革命”(反对共和国)的那些“革命者”[214]获得更大的成就。
但是,在上面援引的这段议论中,主要的是臭名远扬的所谓“欧化”,唐恩、马尔托夫、托洛茨基、列维茨基和一切取消派分子,都在七嘴八舌地谈论这种“欧化”。这是他们机会主义的主要内容之一。
“把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性质加以欧化,就是说从根本上改变它的性质……”仔细考虑一下这些话吧。是什么决定每个社会民主党的“性质”和它的性质的根本改变呢?无疑,是该国的总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无疑,只有在这些条件根本改变的情况下,才可能根本改变某个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的性质。
这都是最起码的、最不容争辩的真理。但是,正是这些最起码的真理暴露了阿克雪里罗得的机会主义错误!他的不幸就在于他想用根本改变“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性质”的幻想来回避为实现尚未完成的俄国政治条件的根本改变而进行的顽强而严酷的斗争。
立宪民主党人兴致勃勃地高谈欧化(取消派既仿效立宪民主党人的字眼,也仿效立宪民主党人的主张),用这个暧昧的字眼来代替对政治自由的牢固基础这一正确概念,并“现弄”“立宪反对派”的把戏,同样,取消派也在玩弄“欧洲式社会民主党”的把戏,虽然在他们以玩弄这种把戏来取乐的国家里还没有宪法,还没有“欧洲主义”的基础,还面临着争取实现这一切的顽强斗争。
赤身裸体的野人把大礼帽往头上一戴,就以为自己成了欧洲人,那是相当可笑的。当资产阶级的追随者米留可夫在第三届杜马断言:“谢天谢地,我们立宪了”的时候,当工人的追随者阿克雪里罗得把一顶上面写着“我是欧洲式社会民主党人”的大礼帽戴在头上的时候,都会使人想起这种野人来。米留可夫也好,阿克雪里罗得也好,他们俩都天真得令人可笑。他们俩都是机会主义者,因为他们都想用关于“欧洲主义”的富于幻想的空谈,来回避这样一个艰巨和紧要的问题,即在与欧洲不同的环境中,这个或那个阶级应当如何行动,以便为保证欧洲主义的基础而进行顽强的斗争。
正是阿克雪里罗得自己的文章证明了,正是他用富于幻想的空谈来回避活生生的紧要问题。托洛茨基准备了一份完全是欧洲式的草案(确实完完全全是欧洲式的草案),提出要建立“报刊委员会”,作为工人对工人报纸的“由选举产生的集体监督机关”(阿克雪里罗得的文章,第18页)。看来,托洛茨基当时甚至征求过“欧洲式社会民主党人”的意见,从他们那里得到了作为礼物的祝福,对于这种祝福他是特别珍视的。
“欧洲式社会民主党人”阿克雪里罗得等待了大约两个月,在这段时间里托洛茨基的那些论述“由选举产生的集体监督机关”的信件引起一片哗笑,使彼得堡的所有社会民主党人都感到厌恶,这时,“欧洲式社会民主党人”阿克雪里罗得终于怜悯起托洛茨基来,向他解释道:“报刊委员会”是无意义的,它是不可能实现的,须要用工人同取消派的《现代事业报》的“协议”来代替它(阿克雪里罗得的文章,第18页和第19页)!!
这是一个小小的例子,很遗憾,我们只能举出这么一个例子。但是,这个例子非常说明问题。托洛茨基关于“报刊委员会”的“欧洲式”计划落了个令人耻笑的下场,现在所有取消派关于“公开的工人政党”或“合法的工人政治协会”以及关于“争取结社自由”的“运动”等等的“欧洲式”计划也都要落到这种下场的。
从托洛茨基关于“报刊委员会”,即关于“所有正式形成的工人组织”对工人报纸实行监督的那种“由选举产生的集体监督机关”等等的“欧洲式”计划所得到的结果只有一个,这就是合法派玩弄的“工人出版社”把戏给了工人特别的教训,实际上,无论是“报刊委员会”也罢,无论是工人报刊也罢,取消派都没有搞成!事实就是这样。
“报刊委员会”是这位机会主义知识分子的幻想,他为了绕过俄国工人运动所处的困难的、与欧洲不同的条件,杜撰了一份绝妙的欧洲式计划,并利用杜撰这个计划的机会向全世界吹嘘自己的“欧洲主义”。
取消派这个悲惨的遭遇不是偶然的,而是不可避免的。只要他们的“欧洲式”计划一接近实现,就立刻暴露出这套玩艺只是机会主义知识分子的虚幻想象和凭空捏造。落到这样下场的还有工人代表大会,有“报刊委员会”,有合法的工人政治协会(马尔托夫在《我们的曙光》杂志第5期上为“挽救”这个“计划”而发表的矛盾百出的附带说明,丝毫也没有使情况好转),有争取结社自由的运动。
欧洲一些主要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是在1871年以后,即正好是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整个历史时期宣告结束和政治自由的基础已经牢固形成、长期存在的时期进行活动的,取消派把他们当时的活动条件叫作“欧洲主义”。这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的“性质改变”,第一,是在政治条件根本改变之后,即比较彻底巩固地建立起一定的立宪制度之后出现的;第二,这种改变只是一种暂时的改变,它只适应于一定时期(这个时期恰好目前正接近于结束,这点是欧洲最谨慎的社会民主党人都一致承认的)。
在这样一种资产阶级立宪制度完全巩固的条件下,比如说,争取结社自由或争取普选权的运动,以至争取立宪改革的运动,在一定情况下也能成为工人阶级的运动,成为真正的政治运动,成为真正争取立宪改革的斗争。
可是,我国的机会主义知识分子却把这一类“欧洲式的”运动的口号移植到还没有最起码的欧洲立宪制度基础的土地上,企图绕过通常是出现在建立这些基础之前的独特的历史发展阶段。
我国的阿克雪里罗得和他的朋友们(他们把自己装扮成“欧洲式社会民主党人”)的改良主义同比索拉蒂(这是真正的欧洲人)的改良主义的区别在于,比索拉蒂牺牲阶级斗争的原则,牺牲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原则,是为了真正处于支配地位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实际上正在进行的改革(打了折扣的)。阿克雪里罗得作出与比索拉蒂同样的牺牲,却是为了那些软弱无力的、毫不严肃的、沉溺于幻想的自由派仅仅在口头上空谈的改革。
在我们俄国,只有当国家不顾自由派的怯懦畏缩,不顾他们的不彻底的调和主义口号向前发展的时候,自由派资产阶级才会成为一支现实力量。各国过去的情况也都是这样。只有在民主派违反自由派的意志而获得胜利的时候,自由派才成为一支政治力量。

载于1912年7月22日和29日《涅瓦明星报》第18号和第19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1卷第412—424页

注释:

[210]指彼得堡面包师联合会理事会的决议。决议指出要办所谓“非党的阶级报纸”是徒劳的努力,认为必须出版一种不是“自由派工人政策机关报”的工人日报,因此对《真理报》的即将出版表示欢迎,并号召全体会员为该报组织募捐。1912年4月8日《明星报》第27号报道了这个决议。——465。
[211]《箴言》杂志(《Заветы》)是倾向俄国社会革命党的合法的文学政治刊物(月刊),1912年4月—1914年7月在彼得堡出版。为杂志撰稿的有P.B.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波·维·萨文柯夫、尼·苏汉诺夫、维·米·切尔诺夫等。——472。
[212]盖得派是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以茹·盖得为首的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派别,基本成员是19世纪70年代末期团结在盖得创办的《平等报》周围的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和先进工人。该派于1879年组成了法国工人党,1880年在勒阿弗尔代表大会上制定了马克思主义纲领。在米勒兰事件上持反对加入资产阶级内阁的立场。1901年与其他反入阁派一起组成法兰西社会党。盖得派为在法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它的一些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犯有片面性和教条主义的错误。
饶勒斯派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以让·饶勒斯为首的右翼改良主义者。饶勒斯派以要求“批评自由”为借口,修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宣传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合作。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的胜利不会通过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取得,这一胜利将是民主主义思想繁荣的结果。他们还赞同蒲鲁东主义关于合作社的主张,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合作社的发展有助于逐渐向社会主义过渡。在米勒兰事件上,饶勒斯派竭力为亚·艾·米勒兰参加资产阶级内阁的背叛行为辩护。1902年,饶勒斯派成立了改良主义的法国社会党。——473。
[213]引自俄国诗人亚·谢·普希金的抒情诗《英雄》。这首诗采取“诗人”和“友人”对话的形式,诗中的“诗人”认为:拿破仑冒着生命危险去传染病院同患黑死病的士兵握手表示慰问一事,虽经历史学家考证并非事实,但一句“令人鼓舞的谎言”,要比千万个“卑微的真理”更加可贵。此处列宁是反普希金诗原意引用的。——474。
[214]指1912年夏葡萄牙君主派为恢复君主制而组织的叛乱。叛乱以失败告终。——474。

俄国工人的工资和资本家的利润

(1912年8月8日〔21日〕)

1908年,对俄国工厂作过一次调查。[44]毫无疑问,这次调查提供的工人工资的数字是夸大了的,生产规模和资本家利润的数字则是缩小了的,因为在我国诸如此类的调查都纯粹是通过官方途径进行的,而且只向资本家了解情况,对工人则认为没有必要去询问。
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对资本家极为有利的统计资料说明了什么吧。
根据迄今已经公布的仅有的初步资料,在俄国一共有将近2万个工厂(确切的数字是19983个;下面我们在括号内注的是确切的数字,正文中则刨去尾数,以便阅读时比较容易明了和记住主要的数据)。
男女工人的总数是225万人(2253787人)。其中还包括矿工和交纳消费税的生产部门的工人。
所有这些工人的工资总额是5亿多卢布(55570万)。
要想知道每个工人的平均工资,就要用工人总数去除工资总额,结果得出的数字是246卢布。
这样,俄国225万工厂工人1908年所得的报酬总的平均起来,大体上每人每月只有20卢布50戈比!
假如考虑到,要靠这点钱养活一家人,而且目前房租和粮价这样昂贵,那就不能不说,这点工资实在少得可怜了。
现在再来看看,资本家得了多少利润。要得出利润的数字,就要从生产总额即从所有工厂的进款总额中减去资本家的全部支出。
生产总额超过45亿卢布(465100万卢布)。资本家的全部支出是40亿卢布(408200万卢布)。
这就是说,资本家的利润是5亿多卢布(56870万卢布)。
平均每个工厂的利润是285000卢布。每个工人平均一年为资本家赚得252卢布的利润。
现在,我们再把工人的工资和资本家的利润比较一下。每个工人平均一年领到工资246卢布,而给资本家一年赚得的利润是252卢布。[注:每个工人一年创造的全部新价值是498卢布。]
由此可见,工人为自己工作的时间不到半天,而半天多的时间是在为资本家工作。假定一个工作日平均为11小时,那么工人得到的就只相当于5个半小时,甚至还不到5个半小时的报酬。其余的5个半小时,工人就白白劳动,得不到任何报酬,工人在这半天生产的全部产品就都变成了资本家的利润。

载于1912年8月8日《真理报》第85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2卷第24—25页

注释:

[44]指1908年沙皇俄国政府财政部工业局对俄国工厂企业的调查。调查的初步资料,由瓦·叶·瓦尔扎尔发表于《1909年初以前的帝国加工工业》一文,该文载于1911年12月11日(24日)《财政与工商业通报》杂志第50期。列宁利用了此文的综合统计表中的数字。——[26]。

致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处

1912年8月31日

尊敬的同志:
您寄来的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51]总执行委员会关于该组织发生分裂的第15号(1912年7月)通报[52],已经收到。
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驻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我不能不对这个通报表示强烈抗议,理由如下:
1.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总执行委员会声称,华沙委员会“不属于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作为自治部分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然而,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总执行委员会没有任何权利决定或宣布谁属于我所代表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总执行委员会本身现在就不属于我们党,因为它在组织上既同我所代表的1912年一月代表会议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没有关系,也同与这一中央委员会对立的取消派中心(所谓“组织委员会”)没有关系。
2.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总执行委员会声言,分裂是“在国家杜马选举前突然”发生的,这不符合事实。
据我个人了解,这个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总执行委员会本身,早在两年前就同其前任委员马列茨基和加涅茨基发生了激烈争执,并把加涅茨基从执行委员会开除出去了,——这个总执行委员会那时就该预见到会发生分裂的。
3.总执行委员会的声明是在撒谎,说什么:
第一,华沙组织,“也和沙皇俄国的其他一切革命组织一样”,钻进了奸细;
第二,分裂是在“保安机关的积极配合”下发生的,——尽管总执行委员会不能指名道姓地说出一个人来,不敢说出一个明确的疑点!
为了从道义上打垮政治上的对手,竟公然无耻地诬陷对方有“保安机关的配合”,但又没有足够的勇气,哪怕指名道姓地说出一个人,说出一个明确的疑点,这该有多大的撒谎本领啊!
我相信,国际的每个委员都会愤怒地驳斥这种前所未闻的斗争手法。
我同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总执行委员会的两位前任委员马列茨基和加涅茨基相识多年,他们是公开同华沙委员会携手并进的。正好我接到的华沙委员会的正式通报证明了这一事实。
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把附上的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华沙委员会的抗议书转给社会党国际局[53]。
鉴于总执行委员会的声明已分发给社会党国际局全体委员,我就不得不请您,尊敬的同志,把我的这项声明,连同华沙委员会的抗议书,也分发给加入国际的各党代表。
致党的敬礼!

尼·列宁

载于1912年11月21日《工人报》第19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2第45—46页

注释:

[51]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成立于1893年7月,最初称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其宗旨是实现社会主义,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最低纲领是推翻沙皇制度,争取政治和经济解放。1900年8月,该党和立陶宛工人运动中的国际主义派合并,改称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1906年4月,该党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保持组织上的独立。由于党的领导成员扬·梯什卡等人在策略问题上发生动摇,1911年12月该党分裂成两派:一派拥护在国外的总执行委员会,称为总执委会派;另一派拥护边疆区执行委员会,称为分裂派(详见本卷第309—314页《波兰社会民主党的分裂》一文)。分裂派主要包括华沙和罗兹的党组织,同布尔什维克密切合作,赞同1912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拉格代表会议的决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持国际主义立场,反对支持外国帝国主义者的皮尔苏茨基分子和民族民主党人。1916年该党两派合并。该党拥护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918年在波兰领导建立了一些工人代表苏维埃。1918年12月,在该党与波兰社会党—“左派”的统一代表大会上,成立了波兰共产党。——[47]。
[52]指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总执行委员会给社会党国际局的信。这封信是罗·卢森堡写的,刊载于1912年7月14日总执委会派《工人报》第16号。——[47]。
[53]华沙委员会的抗议书分发给了社会党国际局全体委员,后来刊载于1912年9月11日(24日)分裂派《工人报》第17—18号合刊。——[48]。

谈谈“吃掉立宪民主党人”

(1912年8月26日〔9月8日〕)

《真理报》和《涅瓦明星报》对布兰克、科罗布卡、库斯柯娃几位先生之流攻击工人报刊的种种卑劣的自由派行径,给予了严厉的但完全是必要的反击。
尽管对“抵制工人的先生们”的答复已经十分完满,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问题须要探讨一下。布兰克和库斯柯娃几位先生之流极力用笨拙的谎言来抹杀和模糊这个问题。但我们不应该允许掩饰原则问题,我们应该揭示这些原则问题的全部意义,透过布兰克和库斯柯娃之流的一大堆歪曲、诽谤和咒骂,挖掘出每个觉悟的工人都关心的意见分歧的根源。
其中一个根源可以用“吃掉立宪民主党人”一语来表达。只要听听取消派孤单的但却是执拗的声音,听听还没有完全明确党派关系的公众的议论,往往就会看到,他们对《真理报》和《涅瓦明星报》即使不是指责,也至少要摇头,理由是两报要“吃掉立宪民主党人”。
我们就来研究一下所谓“吃掉立宪民主党人”这个原则问题吧。
对《真理报》所以会有这样一种指责,首先和主要是由于这样两个情况:(1)不了解在选举运动中和总的说在当前政治上的“两个和三个阵营”的问题的实质;(2)没有注意到马克思主义报刊即工人民主派的报刊现在所处的特殊条件。
先谈谈第一个问题。
所有的自由派都主张所谓两个阵营——拥护宪制的阵营和反对宪制的阵营——的论点。从米留可夫到伊兹哥耶夫,从普罗柯波维奇到马·马·柯瓦列夫斯基,在这点上都是一致的。不能不看到,两个阵营的论点是由我国整个自由派的阶级本质所决定而必然产生的。
从经济上来看,这种本质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自由派是资产阶级的政党,而资产阶级是害怕农民群众运动,尤其是害怕工人运动的,因为这种运动(在目前,在最近的将来,在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还未改变的情况下)会限制资产阶级的经济特权的范围和形式。而资产阶级的经济特权就是对资本的占有,在俄国这种占有能带来比欧洲多一两倍的利润。
为了保持这种“俄国式的”超额利润,就不能容许第三个阵营独立存在。
例如,即使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资产阶级也完全可以保持自己的统治。而且这样一来,资产阶级的统治甚至会比在实行十至十一小时工作制的条件下更彻底、更纯粹、更广泛、更加随心所欲。但是,阶级斗争的辩证法偏偏是这样:除非万不得已,迫于无奈,资产阶级是决不会用八小时工作制来代替稳妥可靠的、习以为常的和可以大量获利(奥勃洛摩夫[63]式的获利)的十小时工作制的。
对八小时工作制的上述态度,也可用以说明对参议院、对地主土地占有制以及对许多其他事物的态度。
资产阶级是不会放弃俄国旧有的稳妥可靠的、得心应手的和可以大量获利的剥削形式,而代之以完全欧洲式的,完全民主的剥削形式的(因为民主——请《箴言》杂志[64]的肝火旺盛的英雄们听了不要动气——也是资产阶级统治的一种形式);我们说,除非万不得已,迫于无奈,他们是不会这样干的。
这种万不得已的局面,只有群众运动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发挥了一定的威力,才会形成。于是资产阶级为了捍卫自己的经济利益,就极力反对这种运动,也就是反对第三个阵营独立存在。
从政治上来看,自由派的阶级本质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害怕上述社会阶层的运动,因为这种运动会断送资产阶级所珍惜的政治特权。自由派害怕民主派甚于害怕反动势力。这是1905、1906和1907年这几年的事实证明了的。
为了维护他们某一方面的政治特权,就不能容许第三个阵营独立存在,就要把一切反对派限制在不是拥护宪制就是反对宪制的公式所反映的这个立场上,而且只能限制在这个立场上。
这个公式所反映的完全是立宪的立场。这个公式并未超出立宪改革的框框。这个公式的实质,无意中说漏了嘴的格列杰斯库尔先生已经在他的声明中绝妙地、准确无误地表达了出来,他的那些声明《言语报》曾毫无保留地重申过,前不久《真理报》也转引过[注:见本卷第24—25页。——编者注]。
这个公式的实质完全是“路标派”的观点,因为“路标派”需要的也就是这些,他们宣扬的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同的东西。“路标派”决不反对宪制,也不反对立宪改革。“路标派”“只是”反对民主派以及民主派对各种立宪幻想的批判。
俄国自由派是相当“机灵的”政客,他们自称“民主派”,以便同民主派作斗争,不许民主派独立存在。这也是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自由派资产阶级通常采取的正常活动方式:打着民主派的招牌迷惑群众,使群众离开真正民主的理论和真正民主的实践。
而世界各国的经验,包括俄国的经验在内,无可争辩地证明,只有这样的实践才能够带来真正的进步,而自由派由于害怕民主派,由于遵循路标派和格列杰斯库尔之流的理论,必然会一筹莫展,就象1861—1904年的俄国自由派和1849—1912年的德国自由派一筹莫展一样。
第三个阵营,即民主派阵营,了解自由派的局限性,没有他们那种不彻底性和不果断性,不象他们那样动摇不定和畏首畏尾,这个阵营如不系统地、一贯地、经常不断地对自由派进行批判,就形成不了,也存在不下去。
如果对这种批判采取轻视的或敌对的态度,把这种批判说成是“吃掉立宪民主党人”,这就正是有意无意地宣扬自由派的观点。这是因为实际上,单从问题的提法就可以看出,对立宪民主主义的整个批判本身,就是对反动势力的批判,对右派的批判。《涅瓦明星报》第12号[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1卷第365—366页。——编者注]说得十分正确:我们同自由派的论战“比同右派的斗争更加深刻,更加富有内容”[注:《言语报》反对这种说法,它说:如果是这样,那为什么右派还情愿援引《真理报》来反对《言语报》呢?《言语报》在这里把意思曲解了,如果右派给《真理报》的自由比给《言语报》还多,那才是反对社会民主党的重大论据了。但谁都知道,事情恰恰相反。我们报纸的自由比《言语报》要少百分之九十九,地位的稳固要差千分之九百九十九,受到的“宪法的”保护要少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任何一个有点文化的人都清楚,《俄国报》和《新时报》拿《真理报》来奚落《言语报》,而他们对《真理报》是要扼杀,对《言语报》只是埋怨和责骂而已。这是“两个重大的差别”。]。
事实上,俄国每有一百种自由派报纸,也未必会有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报纸,因此说我们对立宪民主党人的批判“太过分”了,那简直太可笑。为了用反自由派的、明确而自觉的民主派情绪来替代社会上和人民中间占主导地位的“一般反对派”情绪,我们需要做的连百分之一都还没有做。
没有这种“替代”,在俄国,就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井然有序和条理分明的局面出现。
指责“吃掉立宪民主党人”,或者对“吃掉立宪民主党人”嗤之以鼻,都不过是玩弄辞藻的一种手法,是宣扬自由派观点的一种方式,而如果这是在对工人宣扬或者还涉及到工人的事情,那就恰恰是宣扬自由派工人政策的观点的一种方式了。
从多少是彻底的、经过周密考虑的取消派观点来看,指责“吃掉立宪民主党人”,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然的。这种指责恰恰反映了取消派的本质。
请看看取消派的整个观点,看看这些观点的内在逻辑,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各个命题的相互依存关系:“结社自由”是立宪改革;经济罢工加上一点“政治活跃”,仅此而已;把富有远见的选举纲领说成是“发疯”;把任务规定为争取党的公开存在,即依然规定为争取立宪改革;把俄国的政权说成已经是资产阶级的政权(拉林),把工商业资产阶级说成已经是统治阶级;对工人说,“只要”抓住专制制度与立宪制度的矛盾“就行了”(马尔托夫)。
整个说来,这就是改良主义,这就是自由派工人政策的一整套观点。问题决不会因为某个伊万或彼得在维护这些观点(或者说其中某一部分,因为取消派正处在“日益增长的任务的增长过程中”)的同时,又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而有所改变。
问题不在于他们的善良愿望(如果他们有这种愿望的话),而在于他们的政策客观上起的作用,即在于这个政策。cuipro-dest——对谁有利,实际上帮谁的忙。
这是在自由派同右派进行“斗争”(莫非是争吵?)的基础上来维护工人的利益,而不是为建立民主派反自由派的、削弱右派的基础而斗争。取消派站在工人一边,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他们对工人利益的理解,使他们不是在民主派不顾自由派的反对、昨天建设过、明天还要建设(今天也在用看不见的方式建设)的那个俄国范围内,而是在自由派答应建立的这个俄国范围内来维护这些利益的。
整个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新的俄国还不存在,还没有建立起来。工人是应当在米留可夫与普利什凯维奇之流正在建设的那样一个俄国里营造自己“阶级的”(其实是行会的)安乐窝呢,还是应当自己动手,按照自己的意愿,不顾米留可夫之流的反对,建设一个完全没有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新俄国呢。
这个新俄国不管怎样都是资产阶级的,但从斯托雷平的资产阶级政策(土地政策和非土地政策)到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政策,是有“很长的距离”的。
俄国目前这个时期的全部实质,就是确定这个距离的长度。
我们说“不顾米留可夫之流的反对”。这个“不顾”,也就是“吃掉立宪民主党人”。因此,我们决不害怕这样的字眼,我们不论现在和将来原则上都是“吃掉立宪民主党人派”,一分钟也不忘记工人阶级的特殊任务——既要反对米留可夫,又要反对孙中山们。
指责“吃掉立宪民主党人”,不过是(有意无意都是一样)要工人在建立新俄国的时候,跟着米留可夫之流跑,而不是不顾米留可夫之流的反对去率领俄国的小孙中山们……
我们还要简单谈一下那些谈论“吃掉立宪民主党人”的人所忽略了的第二个情况。
他们说:为什么不正面发挥自己的观点呢?为什么要过分地进行论战呢?说这种话的人似乎是这样推断的:我们并不反对与立宪民主党迥然不同的特殊路线,我们并不反对三个阵营,我们只是反对“用论战代替政治”,才用上取消派的一位朋友的这么个辛辣的说法的[65]。
要回答说这种话的人并不困难:第一,新的观点只有通过论战才能发挥出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同自由派的观点相比,不论是从出现的时间,还是从传播的范围来说,都是新的)。第二,《涅瓦明星报》和《真理报》现在活动的这个场所,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的场所。如果把这个场所看成某种作用更大的东西,那就错了:这里有的仅仅是理论上的“abc……”、起码常识、理论入门、对工作方针的指示,还不是工作本身。
马克思主义者由于“某些客观原因”,不可能在上述场所“从正面”提出自己的实际结论。因此,夸大这一场所的作用,就会犯取消派的错误。这里,至多也不过是指出方针,并且只能用批判立宪民主党人的形式指出来。
《新时报》和《庶民报》[66]为了奚落立宪民主党人,把情况说成这样:你看,人家要吃掉你们立宪民主党人了,没有什么好说的。《言语报》由于某些十分明显的原因,装出赞同这种“解释”的样子。科罗布卡和库斯柯娃之流,有的由于极端愚蠢,有的由于十足的“立宪民主党人的奴才气”也装出这副样子。
但是,凡是政治上能够分辨是非的人都很清楚,就对立宪民主党人的每一点批判来说,马克思主义者的“吃掉立宪民主党人”的做法指出的全都是另一种“反对派”(如果我可以用这个不太恰当的字眼的话)的方针。
当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由于卡拉乌洛夫的“拜神派的”发言而“吃掉”立宪民主党人的时候,他就不可能正面发挥自己的观点。但任何一个能分辨是非的人都会明白:民主派如果是拜神派,就不成其为民主派。
当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由于格列杰斯库尔的发言而“吃掉”立宪民主党人的时候,他就不可能正面发挥自己的观点。但任何一个能分辨是非的人都会明白:民主派如果同意格列杰斯库尔的观点,就不成其为民主派。
当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我们要把我们之所以“吃掉立宪民主党人”的所有问题、所有论点都这样列出来,那永远也没有个完。仅仅举出上面两个例子,就足以充分说明我们关于第二个情况的命题:指责吃掉立宪民主党人,就是表现了一种庸俗的、有害的、恶劣的偏见,似乎某个场所就等于一切场所。
不妨再说一句,我们还是要做“吃掉立宪民主党人派”,这也正是为了同这种有害的偏见进行斗争。

载于1912年8月26日《涅瓦明星报》第23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2卷第61—68页

国际法官代表大会

(1912年8月30日〔9月12日〕)

现在,在维也纳,正在举行国际法官第一次代表大会和德国法学家第三十一次代表大会。
与会的达官显宦代表发表的演说,反动气焰极为嚣张。资产阶级的法学家和法官先生们大兴讨伐,反对人民参与审理案件。
现代国家通常有两种参与审案的主要形式:(1)陪审法庭,——陪审员只能裁断是否有罪;专职法官才有权判刑并主持诉讼程序;(2)舍芬庭[67],——舍芬庭陪审员类似我们的“等级代表”,与专职法官有同等权利参与决定一切问题。
各立宪国家的“开明”法官就这样声色俱厉地发表演说,反对人民代表参与审理案件的一切做法。有个代表,叫埃尔斯纳,他猛烈抨击陪审法庭和舍芬庭,说这会造成“法律适用上的无政府状态”,他主张废止这类形式,实行法官的终身制。
对此我们要指出,这是用自由派的要求来代替民主的要求,掩盖彻底背叛民主的行径。人民的代表参加法庭,这无疑是民主的开端。要把这一做法坚持下去,首先就不能对陪审员的选举加以资格限制,就是说,不能用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年限等条件来限制选举权。
在目前的陪审员中间,由于工人被排斥,往往是特别反动的小市民占多数。医治这种弊病的办法,就是发扬民主,采取彻底的完整的民主形式,而决不是卑鄙地弃绝民主。大家知道,在法庭体制方面,实行彻底民主的第二个条件,就是一切文明国家所公认的法官民选制。
各国的自由派资产者,其中包括我们俄国的自由派资产者如此热中的法官终身制,不过是一种由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和米留可夫之流,农奴主和资产阶级来瓜分中世纪特权的制度。事实上,终身制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况且为不中用的、漫不经心的、恶劣透顶的法官去维护这种终身制,也是荒谬的。在中世纪,法官完全由封建主和专制政权委任。现在,到了资产阶级有很多机会涌进法官界的时候,他们就提出“终身制原则”(由于多数“有学识的”法学家都是资产阶级,所以委任的法官多半也必然是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来维护自己,排斥封建主了。这样一来,资产阶级在主张法官委任制,排斥封建主的同时,也就排斥了民主派。
其次,值得指出的是德累斯顿的法官金斯贝格博士演说中的下面一段话。他谈到了阶级司法,即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在目前审理案件中的表现。
金斯贝格博士感慨地说道:“谁要是以为人民的代表参加法庭会排除阶级司法,他就完全错了……”
说得很对,法官先生!民主决不会排斥阶级斗争,而只会使阶级斗争成为自觉的、自由的、公开的斗争。但这不能作为反对民主的理由。这倒是要把民主贯彻到底的理由。
萨克森的这位法官(萨克森的法官在德国以对工人判刑严酷而著称)接着谈道:“……阶级司法无疑是实际存在的,但决不是社会民主党人所说的那样,袒护富人,歧视穷人。不是的,阶级司法的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我碰到过这样一桩案件。我们三个人审判:我,还有两个舍芬庭陪审员。其中一个是公开的社会民主党人,另一个也是那一类人物。一个罢工工人被指控打了一个工贼〈“一个愿意去上工的工人”——萨克森的这位法官先生其实是这样讲的〉,抓住这个工贼的脖子喊道:‘我们现在可该收拾你了,你这个该死的坏蛋!’
对这种野蛮行为通常要判4—6个月的徒刑,这还是最轻的惩罚。可你瞧,我却不得不花很大的气力使被告不致被宣判无罪。舍芬庭陪审员(社会民主党人)说我不了解工人的心理。我就回答他说:我非常了解挨打人的心理……”
援引金斯贝格法官的演说的德国报纸在这个地方注明:“大笑”。法学家先生和法官先生们都大笑起来。老实说,如果我们有机会听到这位萨克森法官的演说,我们也会忍不住笑起来的。
阶级斗争学说这个东西,有人总是从学术上(所谓学术上)使劲地反对它。但是,只要你实际地对待问题,留心看看日常的现象,那么,看吧!——就连最疯狂反对这个学说的人,也可能象萨克森法官金斯贝格先生这样,成为极有才干的阶级斗争的宣传家。

载于1912年8月30日《真理报》第104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2卷第74—76页

注释:

[67] 舍芬庭 是西欧某些国家的陪审法庭。舍芬 (德语Schoffe)即陪审员。——76。

对《莱比锡人民报》所载取消派文章的答复[98]

(1912年9月26日〔10月9日〕)

《人民报》[注:指《莱比锡人民报》。——编者注]今年9月28日第226号发表了一篇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组织代表会议”的短评,可惜这篇短评所依据的事实是片面的,未经核实的。
我们认为必须指出,短评提到的代表会议实际上根本不能算是俄国党各组织的代表会议。这次会议根本没有俄国各工人中心区的代表参加。代表彼得堡出席的是所谓发起小组的取消派分子,这些人不属于社会民主党,而且在自己的报刊上激烈地反对社会民主党。代表莫斯科出席的只有一名代表,他只代表党组织的一小部分人,而且奉命执行1912年1月党代表会议的政治路线。俄国其他地方(基辅、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哈尔科夫、伏尔加河流域与乌拉尔地区、中部工业区、顿河区以及许多地方)根本没有派代表出席会议,如果不算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和塞瓦斯托波尔的话,——据说这两个城市存在一些组织,关于这一点,党只是从取消派杂志和“代表会议”公报中才知道的。
当然,一批取消派正是在崩得的协助下试图召开代表会议,这对党早已不是秘密了:崩得同真正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其实毫无关系。(为了使德国读者了解内情,应该提醒一下,人们讲到俄国党的工作时,并不把“崩得”包括在内,因为它的活动范围仅仅限于犹太无产阶级。)然而这一尝试的实质是十分清楚的,就连普列汉诺夫同志接到参加“代表会议”的邀请时也答复说,他不参加,理由不仅是因为他认为这次“代表会议”是单方面的,而且因为无论“护党派分子”还是“反党分子”都不参加。取消派代表会议组织委员会1912年9月发表的公报原文照登了这个声明。可是中立的普列汉诺夫同志的这些话,在今年9月28日《人民报》第226号上发表的德文报道中却不见了。我们现在要问各位德国同志:能够认为这个报道是诚实的吗?甚至连在那些正式表示同意与取消派共同召开代表会议的国外集团中,“前进”集团的代表,曾经当过第二届杜马代表的阿列克辛斯基,也退出了会议,表示公开反对取消派的党代表会议,因为他认为这个会议并不是具有合法权力的党代表会议。
我们有责任——即使三言两语也好——再指出下述事实。半年来(1912年1月1日至6月30日)彼得堡反取消派的《明星报》[99]和《真理报》联合了550个工人团体,而取消派只联合了16个。取消派新办的《光线报》刚一出版,彼得堡工人就怒目以对,认为这是分裂党的尝试。今年9月16日(29日)选举杜马的工人初选人(即选举杜马工人选民团)时,取消派遭到彻底的失败。召开反党的取消派分子这次单方面代表会议的集团,虽然想尽办法制造声势,结果还是未能把国内各地的组织引入歧途。现在他们正在进行绝望的挣扎,妄图用同样的鼓噪手法作不正确的报道,至少欺骗一下德国同志。
我们坚决抗议这种行径,同时指出,只要德国同志不要求“报道人”公开自己的真名实姓,拿出真凭实据,他们就会继续受到取消派匿名报道的蒙蔽。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

载于1912年10月9日《莱比锡人民报》第235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366—368页

注释:

[98]这篇文章是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对1912年9月28日《莱比锡人民报》第226号所载的一篇报道的答复。取消派提供的这篇报道是介绍1912年8月举行的取消派代表会议的,但它歪曲了代表会议的真相,使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受到了蒙蔽。
列宁的文章发表于1912年10月9日《莱比锡人民报》第235号。列宁随后把它寄给了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卡·胡斯曼,并在附信中说,这篇文章可供他了解这个假社会民主党代表会议的情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6卷)。
《莱比锡人民报》(《Leipziger Volkszeitung》)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纸(日报),1894—1933年在莱比锡出版。该报最初属于该党左翼,弗·梅林和罗·卢森堡曾多年担任它的编辑。1917—1922年是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1922年以后成为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的机关报。——[122]。
[99]《明星报》(《Звезда》)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报纸,1910年12月16日(29日)—1912年4月22日(5月5日)在彼得堡出版。起初每周出版一次,从1912年1月21日(2月3日)起每周出版两次,从1912年3月8日(21日)起每周出版三次,共出了69号。《明星报》的续刊是《涅瓦明星报》。它是因《明星报》屡被没收(69号中有30号被没收)而筹备出版的,于1912年2月26日(3月10日)即《明星报》尚未被有封时在彼得堡创刊,最后1号即第27号于1912年10月5日(18日)出版。根据在哥本哈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期间召开的会议上的协议(参看注75),《明星报》编辑部起初由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代表布尔什维克)、尼·伊·约尔丹斯基(代表孟什维克护党派)和伊·彼·波克罗夫斯基(代表社会民主党第三届国家杜马党团)组成,尼·古·波列塔耶夫在组织报纸的出版工作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在这一时期,《明星报》是作为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机关报出版的,曾受孟什维克的影响。1911年6月11日(24日),该报出到第25号暂时停刊。1911年10月复刊后,编辑部经过改组,已没有孟什维克护党派参加。该报就成为纯粹布尔什维克的报纸了。
列宁对《明星报》进行思想上的领导。他在《明星报》和《涅瓦明星报》发表了约50篇文章。积极参加该报编辑和组织工作或为该报撰稿的还有尼·尼·巴图林、康·斯·叶列梅耶夫,米·斯·奥里明斯基、安·伊·叶利扎罗娃-乌里扬诺娃、瓦·瓦·沃罗夫斯基、列·米·米哈伊洛夫、弗·伊·涅夫斯基、杰米扬·别德内依、马·高尔基等。《明星报》刊登过格·瓦·普列汉诺夫的多篇文章。
在列宁的领导下,《明星报》成了战斗的马克思主义的报纸。该报与工厂工人建立了经常的密切联系,在俄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威信。1912年春,由于工人运动的高涨,《明星报》的作用大大增强了。
以无产阶级先进阶层为读者对象的《明星报》,还为创办布尔什维克的群众性的合法报纸《真理报》作了准备。它宣传创办布尔什维克的群众性日报的主张,并从1912年1月开始为筹办这种报纸开展募捐,得到了工人群众的热烈支持。——[123]。

意土战争的结局

(1912年9月28日〔10月11日〕)

大家从电讯中知道,意大利和土耳其的全权代表已经签订了初步和约。
意大利“战胜了”。一年以前,它悍然出兵掠夺土耳其在非洲的属地,从今以后,的黎波里就要属意大利了。我们不妨来考察一下20世纪的一个“文明”国家发动的这场典型的殖民战争。
这场战争是由什么引起的呢?是由意大利的金融巨头和资本家的贪婪引起的,因为他们需要新的市场,需要意大利帝国主义得势。
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呢?是一场技术精良的、文明的人类大厮杀,是用“最新式的”武器对阿拉伯人的大杀戮。
阿拉伯人进行了殊死的抵抗。战争开始的时候,意大利的海军将领们贸然派遣1200名水兵登陆,阿拉伯人袭击了他们,击毙了将近600人。意大利人“为了惩罚”,屠杀了将近3000名阿拉伯人,许多家庭被斩尽杀绝,妇女和儿童也惨遭杀害。意大利是一个文明的立宪国家。
将近1000名阿拉伯人被绞死。
意大利损失了2万多人;其中17429人患病,600人失踪,1405人被击毙。
意大利人为这场战争耗费了8亿多里拉,合32000多万卢布。战争带来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失业现象和工业停滞。
阿拉伯人将近有14800人被杀害。尽管签订了“和约”,战争实际上还将继续下去,因为居住在非洲内陆远离海岸的阿拉伯部落不会屈服。他们还将长期被人用刺刀、枪弹、绳索、奸淫、烧杀来“开化”。
意大利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当然谈不上更好,也谈不上更坏。所有这些国家都同样受资产阶级所控制,而资产阶级为了取得新的利润来源,是不惜进行任何屠杀的。

载于1912年9月28日《真理报》第129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2卷第113—114页

英国关于自由派工人政策的争论

(1912年10月5日〔18日〕以前)

大家知道,英国有两个工人政党:一个是现在称作“英国社会党”[103]的社会民主党,另一个是所谓“独立工党”[104]。
英国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中出现这种分裂不是偶然的。它由来已久,是由英国的历史特点造成的。英国资本主义发展最早,在很长时间内这个国家曾经是世界的“工厂”。这种特殊的垄断地位为英国的工人贵族,即少数受过训练、收入高的工人创造了比较不错的生活条件。
因此,在这种工人贵族中就产生了市侩的、行会的习气,他们脱离了本阶级,跟着自由派走,嘲笑社会主义是“乌托邦”。“独立工党”也就是执行自由派工人政策的党。人们说得有道理,这个党只对社会主义“独立”,对自由派则非常依赖。
最近,英国的垄断地位彻底垮台了。早先比较不错的生活由于生活费用飞涨变得极端贫困。阶级斗争大大尖锐起来,随着阶级斗争的尖锐化,机会主义的基础日渐崩溃,过去自由派工人政策思想在工人阶级中得以传布的那种基础也在崩溃。
当很大一部分英国工人还有这种思想的时候,是谈不上消除工人中的分裂的。只要社会民主党还在反对自由派工人政策,靠空话和愿望是建立不了统一的。但是现在,这种统一开始真正成为可能的了,因为就在“独立工党”内部,反对自由派工人政策的呼声也愈来愈高了。
我们手头有一份该党关于它最近一次代表大会,即1912年5月27日和28日在梅瑟(Merthyr)召开的“第二十届年会”的正式报告。这份报告中关于“议会策略”问题的辩论非常值得注意;这实际上是关于一个更加深刻的问题,即关于社会民主党的工人政策和自由派的工人政策的辩论,虽则发言人没有这样提。
代表大会上的这场辩论是由议会议员乔伊特引起的。他提出了反对支持自由党[105]的提案(关于这个提案我们马上会详细谈到),同他意见一致的康韦支持他的提案,康韦坦率地说,“普通工人总是提出这样的问题;工党[106]在议会中有没有自己的独立路线?”工人愈来愈怀疑工党成了自由党的“俘虏”。“国内日益流行这样的看法:工党只不过是自由党的一翼”。应当指出,议会中的“工党”,其成员不仅有“独立工党”议员,而且有工会选出的议员。后者自称工人议员和“工党”党员,但又不加入“独立工党”。英国的机会主义者做到了其他国家的机会主义者常常想要做的事情:机会主义的“社会主义”议员同所谓无党派的工会议员联合起来了。我国某些孟什维克在1906—1907年议论过的臭名远扬的“广泛工人政党”[107]在英国实现了,并且只在英国实现了。
乔伊特为了切实表达自己的观点,提出了一个提案。这个提案纯粹是“英国式”的,即没有任何一般原则(英国人是以“实用主义”和不喜好一般原则自豪的;这也就是那种行会习气在工人运动中的表现)。提案要求下院的工人团无视(不去理会)自由党内阁可能落到少数地位而不得不提出辞职的种种危险,要求对每个问题都要坚定不移地(steadfastly)根据事情的是非曲直(on the merits of the questions)来投票。
乔伊特的提案“抓住了要害”。英国的自由党内阁和整个自由党竭力怂恿工人说,应当把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反动派(即反对保守党[108]);应当保住自由派的多数地位,如果工人不投和自由派一样的票,自由派的多数地位就会丧失;工人不应当孤立起来,他们应当支持自由派。而乔伊特则把问题提得很明确:“坚定不移地”投票,不要顾及自由党内阁垮台的危险,不要根据自由党的利益,而要根据事情的是非曲直来投票,——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来说,就是要实行独立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政策,而不要实行自由派工人政策。
(在“独立工党”的队伍中,马克思主义原则上不被接受,因此,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是根本不用的。)
在党内占优势的机会主义者立刻攻击乔伊特。而且——也算一个特点!——他们攻击时正象机会主义者那样躲躲闪闪,支吾搪塞。他们不愿意直截了当地说他们支持自由党。他们用泛泛的言词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而且必然地提到工人阶级的“独立性”。瞧,跟我国的取消派一模一样,每当他们在实际上准备用自由派工人政策来代替工人阶级独立性的时候,总是要格外响亮地叫嚷工人阶级的“独立性”。
机会主义多数派的代表默里提出了“修正案”即反提案,内容如下:
“代表会议认为,工党为了更好地达到自己的目的,仍然应当估计到自己的策略可能产生的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后果。一分钟也不能忘记,左右它的决定只能是它作为一个政党的自身利益以及谋求增加有利的机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愿望。”
请把两个提案比较一下。乔伊特的提案明确地要求同支持自由派的政策决裂,默里的提案则空洞无物,冠冕堂皇,乍看起来无可争辩,而实际上恰恰是在掩盖其支持自由派的政策。如果默里熟悉马克思的著作,并且在对崇敬马克思主义的人们发表演说,他就会毫不费力地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美化他的机会主义,会说什么马克思主义要求估计到每个事件的一切具体情况,什么我们不要束缚自己的手脚,什么我们在保持自己独立性的同时要“利用冲突”、“抓住”现存制度中“各种矛盾的阿基里斯之踵[109]”等等,等等。
机会主义可以用随便哪一种学说的术语,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表达。“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遭遇”的全部特点正在于,不仅工人政党的机会主义,而且自由派政党的机会主义(如伊兹哥耶夫之流)都爱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把自己打扮起来!但这些术语是打了引号的。我们还是回过来谈谈梅瑟的第二十届年会吧。
麦克拉克伦表示赞同乔伊特的话。
他说:“一个政党的利益是什么呢?是否仅仅在于保住自己在下院的议员席位呢?如果真是考虑党的利益,那就应当象重视议会内的议员一样,重视议会外的男女工人。我们是社会主义的组织。我们应当在自己的政治活动中贯彻自己的原则。”
麦克拉克伦援引了关于赫斯威尔监狱事件(关押在狱中的一个小孩被拷打致死)的投票情况。议会中有人提出质询。自由党内阁面临垮台的危险,——英国不是普鲁士,内阁如果只得到少数支持票就要提出辞职。于是,工党议员为了挽救内阁,就投票为拷打者开脱罪责。
麦克拉克伦说,工党老是考虑它的票会对政府的命运产生什么影响。他说,内阁垮台,就要解散议会,重新选举。但是这没有什么可怕的。内阁垮台和重新选举的结果,将会是两个资产阶级政党联合起来(麦克拉克伦光说“两个政党”,没有用“资产阶级”的字样——英国人不喜欢马克思主义的术语!)。然而,这两个党联合得愈快,对我们的运动就愈有好处。我们的宣传员所说的,也就是我们的议员应该在议会中贯彻的。否则,托利党工人(即保守党人)就永远不会相信自由党和工党有什么区别。即使我们失去议会中的全部席位,但如果我们坚持自己的原则,那也比为了取得自由党政府的让步而对它竭力奉承要有利得多!
工党领袖,议会议员凯尔-哈第躲躲闪闪,转弯抹角……说:
“其实我们在议会中并不处于钟摆那样的地位,——自由派同爱尔兰人在议会中比托利党人和工人的联盟强大……我在赫斯威尔监狱拷打事件上投政府的票,是因为确信这样投票实质上是正确的,而不是为了支持政府。拷打当然是事实,因此我们大家去议会时本来是决心投票反对政府的。但是,我们在议会中听取了对方的意见,原来,虽则监狱长这样残忍是有过错的,但是一般说来,这个监狱还是王国里比较好的监狱。在这种情况下,投票反对政府就错了……〈请看,英国的机会主义者把工党搞成什么样子了:对这位领袖的这种言论没有嘘一声,而竟泰然地听了下去!〉
过错不在‘独立工党’党员身上。煤矿工人联合会加入了工党,可是当煤矿工人议员加入工人团后,便暴露出他们原来是自由派。他们并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他们只是名义上加入了工党……
乔伊特的提案会使全套议会制度变得荒唐可笑。任何一次投票都必须考虑后果。
……我建议还是将这个提案和修正案搁下为好。”(!!!)
兰斯伯里支持乔伊特的提案说:
“凯尔-哈第毫无根据地把提案说成是愚蠢可笑的,似乎它建议对个别问题投票时不必考虑事情的各个方面。提案建议不要考虑的仅仅是,投票的结果对政府的稳定性会产生什么影响。我赞同社会主义,厌恶那些通过非正式会议和‘操纵’议员来控制下院的政客们的手腕。我的经验告诉我,过去讨论任何一个提出来的问题总是从这个问题的投票结果对政府的命运会有什么影响着眼的。
工党几乎完全不能使自己同自由党划清界限。我从来没有见过在什么立法问题上工党曾经同自由党划清了界限。我们作为一个党,过去在工人保险问题上一直是政府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工党过去一向投票赞成政府和政府的计划。
在赫斯威尔感化院问题上的投票情况,使我感到惭愧。明明是一个孩子被拷打,而且是被拷打致死,我们却投票支持政府,为拷打者开脱罪责!我们的‘督办’〈“whips”——监督自己党团投票的指挥者或全权代表〉在议会中四处奔走,要求工人议员不要使政府遭到失败……教人们违心地投票,就意味着要使我们祖国的民主制的未来遭受致命的打击……”
议会议员菲力浦·斯诺登,一个十足的机会主义者,象游蛇那样圆滑,他说:
“我的斗争本能要我投票赞成提案,但是我的良知、我的理智、我的经验提醒我投反对票。我同意,现在的议会制度对那些抱着理想主义和政治热情进入议会的人产生了腐蚀作用,但我并不认为,通过了乔伊特的提案就会产生根本的变化。讨论一件事情的实质,决不能只限于考虑当时的情况。有些问题对于工党,比起任何投票对政府的后果还更重要,例如关于妇女的选举权问题就是这样,然而是否可以忽视对任何小问题的投票的后果呢?如果采取这种政策,就会造成必须经常举行普遍选举,而对公众来说,没有比这更讨厌的了……政策就是妥协。”
投票结果,赞成提案的有73票,反对的有195票。
机会主义者取得了胜利。这种情况在英国“独立工党”这样的机会主义政党中,是不足为奇的。但是,机会主义使这个党的队伍中产生了反对派,这是现在完全肯定了的事实。
反对机会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比他们的德国同志经常采取的做法要正确得多,因为后者维护那些同机会主义者妥协的腐朽行径。由于公开提出自己的提案,引起了一场极端重要的原则争论,这场争论对英国的工人阶级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自由派工人政策是靠机会主义首领们的传统习惯、因循守旧和狡诈圆滑维持的,但是,这个政策在无产阶级群众中的破产是不可避免的。

载于1913年4月《启蒙》杂志第4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2卷第122—128页

注释:

[103]英国社会党是由英国社会民主党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团体合并组成的,1911年在曼彻斯特成立。英国社会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组织,但是由于带有宗派倾向,并且党员人数不多,未能在群众中展开广泛的宣传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和大战期间,党内国际主义派(威·加拉赫、约·马克林、阿·英克平等)同以亨·海德门为首的社会沙文主义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但是在国际主义派内部,也有一些不彻底分子,他们在一系列问题上采取中派立场。1916年2月英国社会党的一部分活动家创办的《号召报》对团结国际主义派起了重要作用。1916年4月在索尔福德召开的英国社会党年会上,以马克林、英克平为首的多数代表谴责了海德门及其追随者的立场,迫使他们退出了党。该党从1916年起是工党的集体党员。1919年加入了共产国际。该党左翼是创建英国共产党的主要发起者。——[135]。
[104]独立工党(I.L.P.)是英国改良主义政党,于1893年1月成立,领导人有凯·哈第、拉·麦克唐纳、菲·斯诺登等。党员主要是“新工联”和一些老工会的成员以及受费边派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独立工党从建党时起就采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立场,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议会斗争和同自由主义政党进行议会交易上。列宁称它是始终依附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政党。1900年,该党作为集体党员加入工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领袖采取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立场。——[135]。
[105]自由党是英国的一个反映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于19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形成。自由党在英国两党制中代替辉格党的位置而与保守党相对立。19世纪至20世纪初,自由党多次执政,在英国政治生活中起了重要的作用。1916—1922年,自由党领袖戴·劳合-乔治领导了自由党和保守党的联合政府。20世纪初,在工党成立后和工人运动发展的条件下,自由党力图保持它对工人的影响,推行自由派改良主义的政策,但也不惜公然动用军队来对付罢工工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自由党的势力急剧衰落,它在英国两党制中的地位为工党所取代。——[136]。
[106]工党成立于1900年,起初称工人代表委员会,由英国的工联、独立工党和费边社等组织联合组成,目的是把工人代表选入议会。1906年改称工党。工党的领导机关执行委员会同工联总理事会、合作党执行委员会共同组成所谓全国劳动委员会。工党成立初期就成分来说是工人的政党(后来有大批小资产阶级分子加入),但就思想和政策来说是一个机会主义的组织。该党领导人从党成立时起就采取同资产阶级实行阶级合作的路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工党领导机构多数人持沙文主义立场,工党领袖阿·韩德逊等参加了王国联合政府。——[136]。
[107]指孟什维克关于工人代表大会的宣传。召开非党工人代表大会的思想是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于1905年夏首次提出的,得到了其他孟什维克的支持。这一思想概括起来说就是召开各种工人组织的代表大会,在这个代表大会上建立社会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都参加的合法的“广泛工人政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专门就工人代表大会和非党工人组织问题通过了一项决议,指出孟什维克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思想“实质上要导致以长期性的非党工人组织代替社会民主党,而工人代表大会的宣传和组织准备工作必不可免地会导致党的瓦解,并促使广大工人群众接受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影响”(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08页)。——[136]。
[108]保守党是英国大资产阶级和大土地贵族的政党,于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老托利党基础上形成。在英国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的时期,保守党继续维护土地贵族利益,同时也逐步变成了垄断资本的政党。保守党在英国多次执掌政权。——[137]。
[109]阿基里斯之踵意为致命弱点,出典于希腊神话。阿基里斯是希腊英雄珀琉斯和海洋女神忒提斯所生的儿子。他的母亲为了使他象神一样永生不死,在他出生后曾捏着他的踵部即脚跟把他放进冥河的圣水里浸过。他的脚跟因没有沾上圣水就成了他唯一可能受到伤害的部位。后来阿基里斯果然被暗箭射中脚跟而死。——[138]。

告俄国全体公民书[114]

(1912年10月10日〔23日〕以前)

俄国工人同志们和全体公民们!
巴尔干爆发了四国反对土耳其的战争[115]。全欧战争迫在眉睫。同政府的一切骗人的辟谣相反,俄国和奥地利正在准备战争。意大利在推行掠夺土耳其领土的政策时愈来愈厚颜无耻。在维也纳和柏林,在巴黎和伦敦,交易所里的惊慌混乱表明,整个欧洲的资本家都不认为欧洲能保持和平。
整个欧洲都想插手巴尔干事件!大家都主张“改革”,甚至主张“斯拉夫人的自由”。而实际上俄国想从土耳其亚洲部分捞一把,占领博斯普鲁斯,奥地利对萨洛尼卡,意大利对阿尔巴尼亚,英国对阿拉伯,德国对安纳托利亚都虎视眈眈。
危机在激化。为几个头顶王冠的强盗的王朝的利益,为处心积虑想掠夺别国领土的资产阶级的利润,数十万以至数百万受资本雇佣的奴隶和受农奴主压榨的农民正在去大厮杀。
20世纪开始以来世界各地发生的事件,加剧了阶级矛盾和国际矛盾,引起了战争和革命,巴尔干危机就是这一连串事件的总链条中的一环。日俄战争、俄国革命、亚洲一系列革命、欧洲各国互相竞争和敌对的加剧、摩洛哥事态对和平的威胁[116]、意大利出兵掠夺的黎波里——这些事件酝酿了当前的危机。
战争及其带来的全部灾难都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资本主义奴役千百万劳动者,加剧各国间的争斗,把资本的奴隶变为炮灰。唯有全世界革命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大军才能终止这种压迫群众和奴役群众的现象,才能终止奴隶为奴隶主利益进行的大厮杀。
在西欧和美国,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府的斗争日趋激烈。面对数以千百万计的工人阶级不可阻挡地向胜利前进,这些政府愈来愈想孤注一掷,铤而走险。他们在准备战争,而同时又害怕战争,他们懂得,世界大战就是世界革命。
在东欧——在巴尔干、奥地利和俄国,除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地区外,我们看到的仍然是封建制度、专制制度以及形形色色的中世纪残余势力对群众的压迫。在亚得里亚海沿岸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那里的农民同俄国中部数千万农民一样,直到现在还被农奴主-地主踩在脚下。为了巩固君主制政权,为了永远奴役各民族,哈布斯堡强盗王朝和罗曼诺夫强盗王朝支持这一农奴制压迫,竭力煽起民族间的仇恨。在东欧,直到现在君主之间还在分割各民族,讨价还价,进行交换,为各自王朝的利益把一个个分割得七零八落的不同民族拼凑成一个个国家,完全象在农奴制下地主分割他们所管辖的农户,把它们拼凑成一个个家庭一样!
建立巴尔干联邦共和国——这是我们的兄弟,巴尔干各国的社会党人为了捍卫民族自决和民族充分自由,以便给广泛开展争取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扫清道路,向群众发出的号召。
面对全世界最凶恶的反动堡垒之一的俄国沙皇君主制,我们应该特别支持真正的民主主义者——工人阶级的真正朋友的这个号召。
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就是一连串反对民族自由、反对民主、反对工人阶级的最骇人听闻的罪行和暴力,最卑鄙无耻的阴谋诡计。沙皇政府在英国“自由派”执政者的支持下压迫和扼杀波斯,沙皇政府暗中破坏中国建立的共和国,沙皇政府阴谋夺占博斯普鲁斯海峡,侵吞土耳其亚洲部分以扩张“自己的”领土。沙皇君主制曾经是19世纪的欧洲宪兵,那时由农奴制俄国的农民组成的军队镇压了匈牙利起义[117]。现在,在20世纪,沙皇君主制既是欧洲宪兵,又是亚洲宪兵。
血腥的尼古拉沙皇,他解散了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血洗俄国,奴役波兰和芬兰,勾结坏事做尽的黑帮推行压迫犹太人和一切“异族人”的政策;这个沙皇,他的忠实伙伴在勒拿河地区枪杀工人[118],迫使农民破产以致俄国到处有人挨饿。就是这个沙皇,现在竟以斯拉夫人自由和独立的保卫者自居!
俄国人民从1877年起就学到了某些东西,现在他们知道,我国“国内土耳其人”[119]——沙皇及其走狗,比任何土耳其人都坏。
然而地主和资产阶级,民族党人和十月党人,却竭力支持所谓沙皇政府爱好自由这种卑鄙的挑拨者的谎言。《莫斯科呼声报》、《新时报》这样一些站在整个官方报纸大军前列的报纸对奥地利进行无耻诽谤,煽动对它的攻击,似乎俄国的沙皇政府不比哈布斯堡王朝血腥百倍,肮脏百倍!
不仅是右派政党,甚至反对派的自由派资产阶级也竭力在勉强用外交辞令和转弯抹角的伪善语句遮遮掩掩地进行沙文主义、帝国主义的宣传。不仅无党派的自由派《俄罗斯言论报》[120],甚至“立宪民主”党(实际上是自由派反革命党)的正式机关报《言语报》也在起劲地攻击沙皇大臣萨宗诺夫的所谓“妥协”,攻击他对奥地利的“让步”,攻击他“维护”俄国“大国”利益不力。立宪民主党人不是指责极端反动的民族党人的帝国主义,而是恰恰相反,指责他们削弱了由沙皇政府侵占君士坦丁堡的“伟大”主张的分量和意义!!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为了全体劳动群众的切身利益,坚决抗议这种卑鄙的沙文主义行为,并痛斥这种行为是对自由事业的背叛。一个有3000万农民挨饿的国家,一个当局专横暴虐到成百成百地枪杀工人的国家,一个数以万计的自由战士横遭严刑拷打和苦役折磨的国家,这个国家最迫切需要的是摆脱沙皇制度的压迫。俄国农民应当考虑从农奴主-地主和沙皇君主制的压迫下解放自己的问题,切不要为地主和商人的什么俄国的“斯拉夫人的使命”那种花言巧语所动而置这一迫切问题于不顾。
既然帝国主义自由派企图同沙皇制度妥协而坚持“和平立宪”工作,向人民许诺说,这样既可以取得对外的胜利又能在保存沙皇君主制的条件下进行立宪改革,那么社会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就要愤怒地揭穿这一骗局。只有用革命的方法推翻沙皇制度才能保证俄国和整个东欧自由发展。只有在俄国建立共和国的同时在巴尔干建立联邦共和国,才能使亿万人民免遭战祸,并在所谓“和平”时期免受压迫和剥削的苦难。
1912年前5个月里有50多万俄国工人举行政治罢工,——他们经历了最困难的反革命年代之后正在恢复自己的力量。在许多地方,陆海军士兵举行起义,反对沙皇制度。我们号召进行革命的群众斗争,为工人、农民和部队中的优秀分子的决定性的共同行动作更顽强、更扎实、更广泛的准备!这是拯救被沙皇制度破坏和蹂躏的俄国的唯一办法。
巴尔干各国社会党人强烈谴责战争。意大利、奥地利以及整个西欧的社会党人齐心协力地支持他们。我们也要和他们同声谴责战争,更广泛地开展反对沙皇君主制的宣传。
打倒沙皇君主制!俄罗斯民主共和国万岁!
巴尔干联邦共和国万岁!
打倒战争,打倒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万岁,国际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万岁!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

1912年10月印成单页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2卷第135—139页

[114]《告俄国全体公民书》写于1912年10月初,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以传单形式印发。10月10日(23日),列宁把它寄给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卡·胡斯曼,请他通知各国社会民主党书记并刊登这一文件。不久,《告俄国全体公民书》被《莱比锡人民报》和《前进报》用德文,比利时《人民报》用法文,社会党国际局定期公报用法文、德文和英文刊登了出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委员会也印发了这份号召书。号召书还作为1912年11月5日(18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8—29号合刊的特别附刊刊出。——148。
[115]指1912年10月—1913年5月的第一次巴尔干战争。战争在土耳其和巴尔干同盟各国——保加利亚、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和希腊——之间进行,以土耳其战败告终。双方于1913年5月签订了伦敦和约,根据条约,土耳其几乎全部丧失了它在巴尔干的属地。阿尔巴尼亚人民获得独立。——148。
[116]指1905年和1911年由于德法两国争夺摩洛哥而引起的战争危机。——149。
[117]指沙皇尼古拉一世派军队镇压1848—1849年匈牙利资产阶级革命一事。匈牙利当时处在奥地利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之下,奥地利皇帝就身兼匈牙利国王。匈牙利争取民族独立和反对封建制度的革命以1848年3月15日佩斯起义为开端,得到全国广泛响应。1849年4月14日,在匈牙利革命军队战胜奥地利帝国的入侵军队之后,匈牙利议会通过了《独立宣言》,正式宣布成立匈牙利共和国。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于4月21日向俄国求援。5月,俄国干涉军14万人侵入了匈牙利。匈牙利革命受到两面夹击而遭到失败。8月13日,匈牙利军队向俄国干涉军司令伊·费·帕斯凯维奇投降。——150。
[118]指1912年4月4日(17日)沙皇军队枪杀西伯利亚勒拿金矿工人的事件。勒拿金矿工人因不堪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于1912年2月底开始举行罢工。3月中旬,罢工席卷了各矿,参加者达6000余人。罢工者提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取消罚款、提供医疗救护、改善供应和居住条件等要求。布尔什维克帕·尼·巴塔绍夫是领导罢工的总委员会主席。沙皇当局调动军队镇压罢工,于4月3日(16日)夜逮捕了几乎全部罢工委员会成员。4月4日(17日),2500名工人前往纳杰日金斯基矿向检察机关的官员递交申诉书。士兵们奉命向工人开枪,当场死270人,伤250人。勒拿惨案激起了全俄工人的愤怒,俄国革命运动从此迅速向前发展。——150。
[119]“国内土耳其人”系暗指沙皇政府、农奴主以及他们的精神奴仆,出典于俄国文艺批评家尼·亚·杜勃罗留波夫为伊·谢·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前夜》写的评论文章《真正的白天什么时候到来?》。《前夜》的主人公保加利亚人英沙罗夫决心把自己的祖国从土耳其占领者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杜勃罗留波夫的文章指出:俄国正处于革命的“前夜”,需要象英沙罗夫那样的革命家,但他们应是俄国式的英沙罗夫,因为俄国现在有许多国内的“土耳其人”;俄国需要有同大量的“国内土耳其人”作斗争的英雄。——150。
[120]《俄罗斯言论报》(《Русское Слово》)是俄国报纸(日报),1895年起在莫斯科出版(第1号为试刊号,于1894年出版)。出版人是伊·德·瑟京,撰稿人有弗·米·多罗舍维奇(1902年起实际上为该报编辑)、亚·瓦·阿姆菲捷阿特罗夫、彼·德·博博雷金、弗·阿·吉利亚罗夫斯基、瓦·伊·涅米罗维奇-丹琴科等。该报表面上是无党派报纸,实际上持资产阶级自由派立场。二月革命后完全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并曾拥护科尔尼洛夫叛乱,是一家公开的反革命报纸。1917年十月革命后不久被查封,其印刷厂被没收。1918年1月起,该报曾一度以《新言论报》和《我们的言论报》的名称出版。1918年7月最终被查封。——150。

新生的中国

(1912年11月8日〔21日〕)

先进文明的欧洲对中国的新生不感兴趣。4亿落后的亚洲人争得了自由,开始积极参加政治生活了。地球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可以说已经从沉睡中醒来,走向光明,投身运动,奋起斗争了。
文明的欧洲却不加理会。直到现在,甚至法兰西共和国都还没有正式承认中华民国!法国众议院不久将就这一点提出质询。
为什么欧洲这样冷漠呢?这是因为在西方各国居于统治地位的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而这个阶级已经腐烂了四分之三,准备把自己的“文明”全部出卖给任何一个冒险家,以便换取对付工人的“严厉”办法,或者说,以便从每个卢布多赚5戈比的利润。在这个资产阶级眼里,中国不过是一块肥肉。现在,当俄国“温柔地拥抱了”蒙古以后,日本人、英国人、德国人等等也都要来捞上一把了。
但是,中国新生的进程仍在继续。目前,正在开始选举国会——专制制度推翻以后的第一届国会[139]。众议院将由600名议员组成,“参议院”将由274名议员组成。
采用的选举制既不是普选制也不是直接选举制。只有年满21岁、在选区内居住两年以上、交纳约合2卢布的直接税或拥有约合500卢布财产的人才有选举权。先选出复选人,再由复选人选举议员。
这样的选举制就已经表明,在没有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完全没有力量的情况下富裕农民和资产阶级结成了联盟。
中国各政党的性质也表明了这种情况。主要的政党有三个[140]:
(1)“激进社会”党。这个党实际上同我国的“人民社会党”(以及十分之九的“社会革命党人”)一样,丝毫没有社会主义的思想。这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党。它的主要要求是:实现中国的政治统一,发展“面向社会”(这种用语同我国民粹派和社会革命党人惯用的“劳动原则”和“平均制”一样含糊不清)的工商业,维护和平。
(2)第二个政党是自由派。它与“激进社会”党联合,共同组成“国民党”。这个党很可能在中国第一届国会中占多数。它的领袖就是著名的孙中山博士。现在他正忙于制订大规模的铁路网计划(请俄国民粹派注意:孙中山这样做是为了使中国“越过”资本主义!)。
(3)第三个政党叫作“共和派联盟”。这是一个在政治上招摇撞骗的典型!事实上它是保守党,主要依靠中国北方也就是中国最落后地区的官僚、地主和资产者。“国民”党则主要依靠有较多工业的、较先进、较发达的中国南方。
“国民党”的主要支柱是广大的农民群众。它的一些领袖是曾在国外留学的知识分子。
农民民主派与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联盟使中国争得了自由。没有得到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农民究竟能否坚持民主主义立场对付那些伺机向右转的自由派,——这在不久的将来便会见分晓。

载于1912年11月8日《真理报》第163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2卷第189—191页

注释:

[139]指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时召开的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根据1912年8月10日袁世凯政府公布的经临时参议院通过的国会组织法,国会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参议员274名由各省议会推举,众议员596名由各省按人口比例选出。1912年底至1913年初在全国进行了国会议员选举,结果国民党获得大胜,在参众两院870个议席中占45%强,而拥护袁世凯的共和党和民主党等合计仅占26%弱。第一届国会于1913年4月8日开幕。
1913年10月6日,在袁世凯威逼下,国会经过三次投票把袁世凯捧上正式大总统宝座。1913年11月4日袁下令解散国民党,收回国民党议员的证书,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无法开会。1914年1月袁又通过政治会议这一御用组织停止了参、众两院议员的职务,并将各党派议员遣送回原籍。第一届国会遂告结束。——[208]。
[140]列宁1912年11月写这篇文章时住在波兰的克拉科夫,看来没有可能直接研究中国材料,而只能通过俄国的和西方各国的报刊了解中国,因而文中提到的政党名称大多与实际情况不符。
辛亥革命后,中国一时政党团体林立。1912年,为了迎接国会选举,在它们的基础上组成了一些大的政党,主要是:1912年8月,以孙中山的同盟会为基础,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组成了国民党;1912年5月,由统一党、民社、国民协进会、民国公会、国民党(一个小政党,不是上面说的国民党)组成共和党;1912年10月,由共和建设讨论会、共和促进会、共和俱进会、共和统一党和国民新政社合并组成民主党。文中说的“激进社会”党看来是指同盟会,自由党可能是指与同盟会合组国民党的统一共和党等政党团体,“共和派联盟”可能是指民主党或共和党。——[209]。

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和意义

(1912年11月9日〔22日〕)

“民主党人”威尔逊当选北美合众国总统。他得了600多万张选票,罗斯福(新成立的“民族进步党”[141])得了400多万张选票,塔夫脱(“共和党”[142])得了300多万张选票,社会党人尤金·德布兹得了80万张选票。
美国这次选举的世界意义主要并不在于社会党[143]的选票激增;这次选举的意义在于各资产阶级政党陷入最大的危机,在于出现了一股使它们土崩瓦解的惊人的力量。最后,这次选举的意义还在于非常明显地出现了作为反对社会主义的工具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在一切资产阶级国家中,主张资本主义的政党即资产阶级政党在很久以前就形成了,而且政治自由愈多,资产阶级政党就愈稳固。
在美国,自由是最充分的。因此,在这里,奴隶占有制引起的1860—1865年内战[144]以后,整整半个世纪中,两个资产阶级政党十分稳固和强大。一个是先前的奴隶主的政党,就是所谓的“民主党”[145];一个是赞成黑人解放的资本家政党,现在发展成了“共和党”。
在黑人解放以后,这两个政党之间的区别愈来愈小。两个政党的斗争主要是在关税率高低的问题上。这种斗争对人民群众没有多大意义。两个资产阶级政党利用它们之间的虚张声势的毫无内容的决斗来欺骗人民,转移人民对切身利益的注意。
美国和英国推行的这个所谓“两党制”,是阻止独立的工人政党即真正的社会主义政党产生的最强大的工具之一。
而现在在美国,在这个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两党制破产了!为什么会破产呢?
这是由于工人运动的力量,由于社会主义的发展。
老的资产阶级政党(“民主党”和“共和党”)面向过去,面向解放黑人的时代。新的资产阶级政党“民族进步党”则面向未来。它的全部纲领围绕着资本主义的存亡问题,即围绕着工人保护的问题和“托拉斯”(美国对资本家联合组织的称呼)问题。
老的政党是时代的产物,那个时代的任务是最迅速地发展资本主义。政党之间的斗争归根到底是如何更好地加速和促进这种发展。
新的政党是现时代的产物,这个时代提出了资本主义本身的存亡问题。在最自由最先进的国家美国,这个问题最明显最广泛地提到日程上来了。
罗斯福和“进步党人”的全部纲领、全部鼓动工作都是围绕着这样一点:怎样通过……资产阶级的改良来拯救资本主义。
这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老的欧洲是作为自由派教授们的空谈出现的,而在自由的美国一下子就作为拥有400万张选票的政党出现了。这是美国方式。
这个党说:我们要用改良来拯救资本主义。我们要制定最先进的工厂法。我们要对全部托拉斯实行国家监督(在美国,这就是对全部工业实行监督!)。我们要对托拉斯实行国家监督,是为了消灭贫困,使大家都得到“相当不错的”工资。我们要确定“社会公平和工业公平”。我们发誓实行一切改良……我们不愿意实行的只有一种“改良”——剥夺资本家!
在美国,现在全部国民财富是1200亿美元。将近合2400亿卢布。其中将近三分之一即800亿卢布属于洛克菲勒和摩根两家托拉斯,或者受这两家托拉斯控制!组成这两家托拉斯的不到4万个家庭,却主宰着8000万名雇佣奴隶。
显然,只要这些现代奴隶主存在,一切“改良”都是无聊的骗局。罗斯福分明是被狡猾的亿万富翁雇来宣传这种骗局的。他所许诺的“国家监督”,在资本掌握在资本家手里的情况下,只会成为反对罢工和镇压罢工的手段。
但是,美国无产者已经觉醒了,并且站到了自己的岗位上。他们用有力的讽刺来回答罗斯福的成就:亲爱的无赖罗斯福,你不是用改良主义的诺言迷惑了400万人吗?妙极了!明天,这400万人就会看出,你的诺言原来是骗局,要知道,这400万人现在所以跟着你走,只是因为他们感到再也不能按老样子生活下去了。

载于1912年11月9日《真理报》第164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2卷第192—194页

注释:

[141]民族进步党是由美国共和党分离出来的一部分成员在1912年夏天美国总统选举前夕建立的。该党在1912年8月5日芝加哥代表大会上提名西·罗斯福为总统候选人,并制定了一个包含要求选举制度民主化、对托拉斯进行监督、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保障工人的最低生活费用等内容的党纲。在1912年秋天的总统选举中,罗斯福得4119000张选票,居第二位。民族进步党存在到1916年。——[210]。
[142]共和党是美国两大政党之一,1854年由辉格党(自由党)等政治势力组成。初期代表美国东北部资产阶级利益,反对南方奴隶主的叛乱。美国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代表垄断资产阶级利益。该党长期同民主党轮流执政。——[210]。
[143]社会党是由美国社会民主党(尤金·维·德布兹在1897—1898年创建)和以莫·希尔奎特、麦·海斯为首的一批原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联合组成的,1901年7月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召开代表大会宣告成立。该党社会成分复杂,党员中有美国本地工人、侨民工人、小农场主、城市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该党重视同工会的联系,提出自己的纲领,参加选举运动,在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和开展反垄断的斗争方面作出了贡献。后来机会主义分子(维·路·伯杰、希尔奎特等)在党的领导中占了优势,他们强使1912年该党代表大会通过了屏弃革命斗争方法的决议。以威·海伍德为首的一大批左派分子退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党内形成了三派:支持美国政府帝国主义政策的社会沙文主义派,只在口头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中派,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革命少数派。1919年,退出社会党的左派代表建立了美国共产党和美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社会党的影响下降。——[210]。
[144]1860—1865年内战是美国北部资本主义发达的各州和发动叛乱的南部各蓄奴州之间进行的一场战争,也称南北战争。1860年11月,反对奴隶制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阿·林肯当选总统。同年12月,南卡罗来纳州率先退出联邦,其他蓄奴州纷纷响应,它们于1861年2月正式组成南部同盟,并选出了自己的总统。南部军队于4月12日发动了武装叛乱。林肯政府于4月15日对南部同盟宣战。战争初期,由于资产阶级不坚决,政府军连连失利。在群众革命运动不断高涨的情况下,林肯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革命性措施,特别是1862年5月通过《宅地法》和1862年9月颁布解放黑奴宣言,动员了广大工人、农民和黑人参加战争,从而扭转了战局,并保证了北部在内战中的胜利。1865年4月南部军队战败投降。这场战争的结局为美国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扫清了道路。——[210]。
[145]民主党是美国两大政党之一,1828年成立,前身是民主共和党。在美国国内战争时期,该党主要代表南方奴隶主的利益。内战后与共和党的差别很快趋于消失。美国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代表垄断资产阶级利益。它长期与共和党轮流执政。——[210]。

美国在选举以后

(1912年11月25日〔12月8日〕以前)

我们已经在《真理报》上指出,美国共和党的分裂和罗斯福的“进步”党的成立有多么巨大的意义。[注:见本卷第210—212页。——编者注]
现在选举结束了。“民主派”取得了胜利,社会党人所预料的一切后果立刻开始出现了。罗斯福的进步党以及该党获得450万张选票,是广泛存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以美国式的规模登上舞台的一个例证。
这一思潮的兴衰之所以引起普遍的关注,是因为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里都有这种思潮,只是形式不同而已。
任何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都包含着两个基本方面,这就是用改良的诺言来欺骗群众的资产阶级的首领和政客,以及那些感到再也不能按老样子生活下去而上了许愿最多的骗子手的当的群众。所以,在美国,刚刚成立的进步党在选举后的第二天,就四分五裂了。
用罗斯福那套招摇撞骗的伎俩欺骗群众的资产阶级政客,现在已经在高喊同共和党合并。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很简单:政客们需要肥缺,在美国,获胜的政党往往会特别厚颜无耻地把肥缺分配给自己的拥护者。共和党人的分裂使“民主党人”获得了胜利。民主党人现在欣喜若狂地要来分享官家的大馅饼了。于是不言而喻,他们的竞争对手就准备背弃“进步”党,回到有一切可能战胜民主党人的统一的共和党中去了。
这岂不是拿“党派关系”做交易的拙劣而无耻的行为吗?但是我们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里看到的情况都是这样。国家愈不自由,资产阶级投机分子拿党派关系做交易的行为就愈卑鄙无耻,在谋取承租权、津贴和包揽有利可图的(对律师先生们来说)官司等等方面,幕后密谋和私人“关系”的作用就愈大。
任何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的另一翼——上了当的群众——现在也以美国的方式独特地、自由地、鲜明地显示了自己。纽约工人的《呼吁报》[注:《呼吁报》即《向理智呼吁报》,见本卷注96。——编者注]写道:“几十个投票支持进步党的人现在来到社会党的报纸编辑部和办事处,了解各种情况,打听消息。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年轻的、易于轻信和没有经验的人。这是一些被罗斯福剪了毛的、对政治和经济学一窍不通的小羔羊。他们本能地感到社会党及其获得的100万张选票比支持罗斯福的450万张选票的力量强大得多,他们最关心的问题是能否实现罗斯福所答应的最低限度的改革。”
《呼吁报》补充说:“不用说,我们乐于向所有这些‘进步党人’提供一切情况和消息,我们把社会主义的书刊发给他们每一个人。”
那些老奸巨滑和善于投机钻营的人的“活动”……偏偏却有利于社会主义,——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命运!

载于1954年《共产党人》杂志第6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2卷第212—213页

不明智的热心

(1912年11月25日〔12月8日〕以前)

无产阶级在谈论和平的必要性,资本家在谈论巴尔干战争中的“爱国”榜样,各谈各的。各有各的喜好。工人证明说,为巴尔干革命所要付出的牺牲也许不及巴尔干战争的百分之一,却能带来上千倍的更广泛更持久的民主成果。
资本家——无论是“右派的”还是自由派的资本家直到我国的进步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都竭力证明说,你们看,巴尔干的资产者联合起来捞到了多少多少东西,而如果英国、法国和俄国的资产者联合起来,那就会“同心协力地”捞到更多更多的东西。
有位美国的“爱国者”——大财主们的爱国者,不知从哪里得来消息,说希腊舰队中有一些军舰是用希腊豪绅巨富的私人资金建造的。
我们这位美国的古契柯夫,或者说美国的马克拉柯夫,急忙大肆宣传这种伟大的爱国榜样。他写道:“如果我国的海岸和我国的全部海外贸易能够受到以‘摩根’、‘阿斯特’、‘万德比尔特’、‘洛克菲勒’命名的海上巨型军舰的保护,那该有多好!人民看到这种榜样,对资本集中在亿万富翁手里和财富分配不均的怨言就会减少!”
美国工人嘲笑说:这种建议爱国,但不切实际。先生们,去实现你们的宏伟计划吧,我们完全赞同。直到现在,在我们美国,洛克菲勒、摩根之流一直是雇用私人的武装队伍来保护自己的财产并且同罢工者进行斗争的。但愿亿万富翁现在就能让人民看得更清楚一点,一切保卫“国家”不受“外敌”侵犯的措施,都是保卫我国托拉斯统治者的垄断和利润的措施。我们倒要看看,美国工人在看到以“摩根”、“洛克菲勒”等人命名的超级军舰以后,会受到什么教育:产生的是爱国的激情呢,还是社会主义的信念?他们是对资本家更加卑躬屈膝呢,还是更坚决地要求把所有托拉斯(工厂主的联合组织)和托拉斯的全部财产转归全社会和工人自己所有?
……美国的“爱国者”是过于热心了……

载于1954年《共产党人》杂志第6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2卷第214—2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