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向我们展现了一幅机会主义分子在条文和中央机关的候选人问题上同火星派多数派进行激烈的路线斗争的图景。机会主义分子在这次斗争中充分展现出了自己的自觉性，想尽一切办法推行机会主义的路线，企图夺得中央机关的领导权，为此一切机会主义者都联合了起来向火星派发动进攻。由火星派少数派、反火星派和泥潭派组成了联盟共同反对列宁的组织路线。
在党章第一条上他们为了机会主义的小团体利益选择了马尔托夫的条文，通过人数上的多数地位利用民主投票通过了机会主义的条文。在此之后，马尔托夫他们又企图通过保留旧编辑部的提议进一步获得领导权。然而马尔托夫的条文最终被否决了，因为有七个反火星派的分子直接跑了。原先这帮机会主义分子为了反对列宁的条文，义无反顾的联合起来形成了“紧密的多数派”，而因为七个机会主义分子的退出使机会主义联盟失去了多数地位因此在保留旧编辑部的提议上在同样的民主投票中失败了以后，却又翻脸不认账，绝口不提自己破坏民主集中制的行为了，反而大吵大闹撒泼打滚。
领导权的斗争贯穿着整个革命运动的历史，没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间的斗争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建立，党的进步也是机会主义分子与先锋队队员的较量中不断巩固提升的，没有斗争的党只有可能是死亡的党。 作为阶级斗争的体现，机会主义分子在党内所体现出来的从来不是什么自发的阶级，而是有着主观能动性的阶级力量。 当他们在党的重要会议上所提出的意见被反对（或者说被否决）他们也没有就此罢休而是采取另一种方式进行进攻。
接着马尔托夫在中央机关的人选上提出了三个诉求，第一个是将组织委员会变成中央委员会，第二个诉求是想在中央委员会里掺沙子，把自己人安插进去，第三个诉求就是希望通过他自己拟定的中央委员会五人名单。由此可以看出机会主义对于夺取革命领导权的野心。先看第一个诉求将组织委员会变成中央委员会，**组织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是有很大区别的。组织委员会是为了筹备二大召开的委员会，对委员的要求是事务性占据主要方面，而政治方面相对不是那么重要的.**由于社会民主党是小组合成的党，因此二大召开需要将尽可能多的小组参与进来，必然在组织委员会中给机会主义派别留下了很多席位，使得他们能够并且愿意参加二大。而中央委员会就与组织委员会大不相同了，正如列宁所说，
我们聚集起来举行党代表大会，正是为了讨论和解决究竟把“指挥棒”交给谁掌握的问题。
中央委员会是中央机关是党中央的核心机关之一，能够决定党的路线和生死，是决定党的性质的。在这个委员会上就不能搞无原则的大联合把机会主义一起拉进来，而是要强化政治领导，确立正确的革命路线。**这涉及到革命的领导权究竟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者手中还是机会主义投机者手中，是容不得一点妥协退让的。**而马尔托夫则是极力混淆这一点，试图模糊组织委员会同中央委员会的区别，以此来瞒天过海试图把机会主义分子多多安插进中央委员会，为自己夺取领导权做准备。而第二项第三项诉求则是更加明晃晃的夺权行动了，试图将革命的党变成由机会主义控制的反革命的党。在这三项提议被否决以后，马尔托夫就彻底爆发以罢工相威胁，并把党内的分歧散布到党外去，对党进行攻击指责，为落选的机会主义分子鸣不平。
机会主义是不讲民主集中制的，他们向来是怎么对自己夺取领导权有利就怎么来，在自己占据多数地位时维护民主，而在自己处于少数地位时却又反对民主投票的结果。 由此可以看出机会主义分子是个十足的两面派，是自觉的小资产阶级。这就使得民主集中制的方法在机会主义身上不起作用，机会主义总是会找各种理由破坏不利于自己的决议。机会主义者如此的上蹿下跳他们的背后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他们还是完全离不开党带来的强大的组织力量。他们之所以要胡搅蛮缠，就是为了要夺权，就是在觊觎和垂涎当前阶段的革命果实。机会主义者们失去了在党内的地位，就做不到将他们的少数意见覆盖党内大多数同志的意见，就是一种失败。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就不能全力的行使自己对无产阶级的党的领导权，就还会有人阻碍他们对于“权力”的“变现”。这就是他们为何会大吵大闹的原因。“小小的愿望”就是他们夺权的第一步。而对于我们无产阶级革命者来说，是否会给这些机会主义者一个“机会”了？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我们不但不会给机会主义者“机会”，还要对他们作坚决的斗争，直至将这些机会主义者从党内清除出去！将这些烂疮疤从党内挖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