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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应该进一步说明社会主义组织而不是积极性起农业的主观能动性的决定因素，甚至有组织才能有积极性，甚至连农业化肥的引进和推广也需要组织才能做到，组织的力量同实际物质相结合才是农民工业化的根本因素。
2.问题的关键在于自资产阶级复辟以来，农民已失去了集体经济带来的政治与经济保卫。如今，大部分农民已经沦为部分或根本不从事农业生产的无产阶级——单纯的农业生产早已无法实现自给自足。对于这些农民（实际上是无产阶级）而言，唯一的解放之路，就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重新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农民日报曾发文：农村居民收入实现跨越性增长，亿万农民的钱袋子越来越鼓。一名来自河北的农民指责报道不实：农民的钱袋子鼓不鼓，不是你们一句话就能吹起来的。20多年过去了，玉米也就涨了一两毛钱，“一斤玉米连一瓶矿泉水都买不到，这都什么世道”。
自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打破集体化生产后，资产阶级大肆鼓吹私有制的优越性，宣传其“激发了生产积极性”，但遍观如今农民与农民工的生活现状，这种“生产积极性”似乎并未给农民带来好日子，资产阶级倒是赚得盆满钵满，农民剩下的只有血泪。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当资产阶级复辟，夺取了无产阶级政权之后，必然会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在农业方面，就要将集体化变作私有化，用所谓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集体化、机械化的大生产重新变成了一家一户式、手工业式的小生产。
然而，面对着社会化大生产，农民却重新变回了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而这种小生产效率低下，在资本主义市场竞争能力弱，因为无论是购买、种植、维护都重新变成了农民自己负责，原本可以使用农业机械进行大规模耕种，现在农田变成了私人一小块一小块的，原本公有的农业机械等也变成了某些人私人的东西，农民自己承担不了农业机械的费用，资产阶级更是借此投机倒把，种子、化肥等价格上升，农民的生产成本与时间提高，当时让国家提高粮食收购价也不过是饮鸩止渴，农作物价格在市场竞争下降低，贫富分化迅速。
农民工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出现的，他们因为生活难以为继，不得不背井离乡到城市里寻求出路，土地被贱卖，被新的地主富农兼并，还有大片土地也因此而荒废，甚至一些农村里只剩下了老人们，“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土地与生产力都造成了巨大的浪费。而到了城市里的农民工，在资产阶级剥削压迫下过着与广大无产阶级一样的艰苦生活，其中的血泪又怎是一两句能概括的。
除了对农民造成的实实在在的巨大损害，资产阶级还要颠倒黑白，为了掩盖其造成的恶果，将化肥、农业机械等造成的粮食产量增加以唯心的方式完全归为“激发了生产积极性”这类说辞，给私有制辩护，将集体生产污蔑为养懒人，但事实上化肥、农业机械等显然都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发明并生产出来的，这完全是之前集体化时期打下的坚实基础，而且即便一个人真的被“激发了生产积极性”，但客观因素会因为他积极就而改变吗，没有物质基础，一亩田就能因为他够积极而变成邓小平在大跃进时期鼓吹的产量万斤吗？
社会主义公有制下集体化大生产的效率高可不仅仅是积极性的问题，根本原因是组织性，是统筹计划的集体生产，也就是计划经济，能解决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化生产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根本矛盾，资本主义社会下都为了自己个人利益而盲目生产，造成生产力的巨大浪费，先进的科技被资产阶级掌握无法推广，而完成了垄断的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反而还要阻碍科技发展。可见资产阶级的这些说辞就是要给公有制泼脏水，要维护自己反动的私有制。
资产阶级罔顾事实，大搞虚假宣传欺骗群众，曾经的革命先锋农民、工人都沦落到了如今被资产阶级肆意剥削压迫的境地，人民吃二茬苦，受二遍罪。但历史是螺旋上升的，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必将被先进的无产阶级专政取代，为了早日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要走政治报路线在地下通过纪律和义务劳动建设起严密的组织，再通过代办员扎根群众将革命家组织和工人组织联系起来，带领无产阶级打碎资本主义制度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后，还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如此才能不吃三茬苦，受三遍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