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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1：自由派谈着抽象的人性，否认公有制的实现，否认背后的具体阶级因素，忽视了资本主义路线产生根本原因。在社会主义初期，旧有的经济基础(资本主义旧时代残存的私有制观念及其资本主义法权的土壤)是造就资本主义复辟的其中因素，但在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下，同文章所说，上层建筑(无产阶级专政极其先锋队的领导）必须主动的、自觉的遏制和消灭掉旧的经济基础，并同群众结合起来，运用无产阶级的专政，去不断地促进和保护无产阶级群众的革命运动，群众才能广泛且密集地参与到政治的革命中来，并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进行下参与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经群众讨论、批评等各种民主过程下，旧世界残存的土壤和资本主义是法权才能逐渐消灭，群众才能真正当家作主，才能真正推进社会主义的革命。
编者按2：事实上人性论并不存在，或者说资产阶级和他的拥趸们歪曲了生产关系而得出的违心观点。革命果实为什么被窃取？因为经济关系上衍生出来的资产阶级法权会不断使人转向资产阶级的人性，无产阶级专政名存实亡。要想消灭资产阶级等反动派，就要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面出击，打击走资派产生的现实基础，恢复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关系。
抗战时期，一批美国记者从延安采访结束回到重庆，向宋美龄盛赞共产党人廉洁奉公、富于理想和献身精神。宋美龄沉默了一会说：“如果你们讲的有关他们的话是真的，那我只能说他们还没有尝到权力的真正滋味。”
一看革命者重新变成压迫者自由派们就表述人性如此，但没有脱离阶级的人性，我们要深入分析无产阶级无私奉献集体主义精神是如何被资产阶级自私自利，权欲熏心击退的，要深入分析其背后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支撑。如果共产党代表着整个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而没有任何与整个无产阶级利益不同的“私利”。那么如果出现了“这种私利”，它的产生基础是什么，又是通过什么形式扩大影响力压制革命派的，要从现实中去总结走资派在党内是如何产生、扩大直至篡夺无产阶级革命果实的，只有分析清楚这个发展壮大的过程，才能清楚明白的以制度的方式进行限制消灭，保证无产阶级专政。
如何防止革命者在带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重新成为压迫者，走向历史周期律循环。对这个问题毛主席曾鲜明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是1945年7月，窑洞之问主席定下的战略方向。21年后，教员在现实中做到了，以亿万人民轰轰烈烈的革命实践，使得中国东方巴黎达到了人类文明所能到达的最高度。但教员逝去后，走资派上台葬送了这所有的一切。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直会有走资走社两条道路的斗争，为什么会滋生走资派，很多人会以资产阶级法权这一概念来解答，直接这么说可能很多同志不理解觉得抽象，但要抓住核心就清晰很多，资产阶级法权的核心是等级制及其导致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可以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层面进行分析。
经济基础（生产关系）
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时期，生产力的限制，还不能直接取消商品生产，按劳分配仍是主要的分配方式，这就从根本上导致了不平等，有的人强壮，干的多，有的人瘦弱，干的少，男女体质等等差别下，这种按劳分配的“平等”并不是按“人”按“需”分配的真正平等，同时商品还要参与市场交换，货币可以在少数市场群体内聚集，转变为原始积累。这样不干预的情况下也会拉大贫富差距。
教员说过“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是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如果无产阶级专政无法限制缩小这种不平等，反而是扩大加剧等级制下的不平等，旧势力和初步完成原始积累的资产阶级，会在党内找其代理人，逐渐增大其集团的力量，并准备通过利润挂帅的路线引导人民群众偏离政治挂帅的社会主义建设总方向。
上层建筑（政治层面，谁领导谁）
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时期中国还是贫穷落后的农业国，文盲多识字率低，工人群体在整个人民群众中的比例不算高，能够真正有无产阶级立场和觉悟，并有一定知识水平，可以管理国家事物的革命派更少了，为了国家的正常运行，不得不任用一些有能力，但政治立场不清晰的官员，比如邓稻子，三起三落永不翻案，是彻底的走资派，但矮子工作能力确实是有的，中央都如此，地方也必然是这样，究其根本是在民主革命中，只是赞成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只追求打土豪、分田地，只追求中华民族的独立、富强，而根本的世界观和根本的立场上还没有站到无产阶级这一边，对彻底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持否定态度的革命同情者和投机者混入了党内，文革前的国家，上上下下其实大部分都被自觉或不自觉的走资派控制着，他们不把自己看成是人民的公仆。把明明是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推翻旧制度的功绩算在自己的头上， “打天下，坐天下”，是这些人的指导思想。换句话说只要集中，不要民主。喜好官僚特权、反对人民的监督。
针对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层面的问题，解决方式回归马克思所总结的巴黎公社的两个原则，一切公职人员毫无例外地完全由选举产生并可以随时撤换，把他们的薪金减到普通的“工人工资”的水平，即废除官僚特权和坚持无产阶级对其政权的民主监督两个方面的落实。
废除走资派滋生的经济基础
需要取消支付给官吏的一切办公费和一切金钱上的特权，把国家所有公职人员的薪金减到“工人工资”的水平。要保证干部的大锅饭，造就一个政治与经济地位脱钩的分配体制，当领导比员工的经济水平好，一级比一级要高的情况下，高层次的党政干部在衣食住行、医疗卫生和子女教育等方面是有特权的，潜移默化中经济身份和政治身份进行了绑定，升官发财，罢官丢财的情况下，大部分官员发表自己的意见看法的时候就是有顾虑的，只有保证了大锅饭，经济层面的基本保障，才会有平等的民主讨论，如果领导可以随意控制员工的工资，自然可以控制话语权，就会形成出现领导说什么就是什么，而不管政治是否正确，只要组织正确一切服从的倾向。
同时针对于按劳分配造成的不平等，要需发展按需分配因素，降低按劳分配对社会生产调节的地位，逐渐缩小贫富差距，真正的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时期，按劳分配的本质还是生产力发展不足导致的物资不够，只能通过这种形式进行分配。
举个通俗点的例子，刚开始一家三口人只能生产5个馒头，为了好继续生产家里给主要干活卖力的父亲吃三个，妈妈孩子吃一个。后来生产力发展了，一天能生产12个馒头，就不需要再按劳分配了，就可以一人4个，或者按着自己胃口需要吃。
衣食住行，各行各业都是这样，在保证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前提下，逐渐扩大按需分配的比重，当人的衣食住行都有保障了，就会逐渐消除以商品控制人的社会关系。
上层建筑不断革命
一切公职人员毫无例外地完全由选举产生并可以随时撤换。怎么做到这一点，制度要围绕矛盾斗争建设，这就需要真正落实民主集中制，
具体表现为代表会与委员会的矛盾。《井冈山上的斗争》上教员说现在民众普遍知道的“工农兵政府”，是指委员会，因为他们尚不认识代表会的权力，以为委员会才是真正的权力机关。没有代表大会作依靠的执行委员会，其处理事情，往往脱离群众的意见，对没收及分配土地的犹豫妥协，对经费的滥用和贪污，对白色势力的畏避或斗争不坚决，到处发现。委员会也很少开全体会，遇事由常委处决。区乡两级政府则常委会也少开，遇事由主席、秘书、财务或赤卫队长（暴动队长）各自处理决定，这四个人是经常驻会的。所以，民主集中主义，在政府工作中也用得不习惯。
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最根本的出发点，应该是保护、促进革命的群众运动，而不是镇压、限制群众运动;是群众监督、管理、改造国家政权，而不是国家政权监督管理群众。不充分发挥代表会的作用，委员会就没有了联系群众的组织纽带，群众就不能对委员会随时监督。
没有代表会与委员会的对立统一，革命是无法成功的，而必须在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前就探索出以此为基础的政体，并以此为基础推进继续革命。革命组织需要在民主集中的原则上进行现实实践，以代表会与委员会的对立统一，并通过代表会和委员会组建革命委员会，并保证委员会的集中领导，代表会可以通过民主监督的方式，通过表决对革委会的委员会成员进行撤换。委员会成员有错误必须承认改正，以批评与自我批评约束自己，才能真正为组织服务，未来为人民服务。
总结，废除走资派滋生的经济基础官僚特权，并以随时撤换、民主监督，民主集中制建设的方式防止走资派的复辟发展，才能彻底推进继续革命，破除资产阶级人性论，将人类文明推进到更高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