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全体社会民主党护党派的公开信
（1910年11月22日〔12月5日〕以后）
在1910年中央一月全会[24]上，我们作为布尔什维克派的代表解散了我们的派别，并把属于我们这个派别的款项和其他财产都交给了国际社会民主党的三个著名活动家。交出财产和解散派别这两个步骤当时都是有条件的。我们采取这些步骤的条件，大家从我们在那次全会上的声明中可以看到，这个声明曾由全会通过，并且发表在全会闭幕后出版的中央机关报第1号上。
简单地说，这些条件是要求其他派别（首先是呼声派，即出版和支持《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的孟什维克）忠诚地，即诚心诚意地和彻底地履行自己的义务，这就是：（1）同被全会一致通过的决议中确认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影响的表现的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25]作斗争；（2）解散自己的派别。
根据一年来的经验，在等待了一年之后，现在我们终于完全确信，无论哪一个条件呼声派和前进派[26]都没有履行。
由于确信这一点，我们这方面作了两件事，第一是出版了《工人报》[27]，第二是现在申请发还款项和财产，这项申请我们几天前即1910年12月5日已交给中央委员会。
这项申请提出以后，在形式上和实质上情况还是这样：我们有条件地交出了全部财产并全力支持反取消派和反召回派的工作，以求党的恢复和完全统一。由于呼声派和前进派违背了他们所接受的条件，这就破坏了我们的协定。我们虽然废除了这个已为取消派和召回派所破坏的协定，但是仍将一如既往地努力工作，以求党的恢复和完全统一，贯彻反取消派和反召回派的路线，不过我们将不同那些曾经被全会允许（由于相信他们的诺言）参加党的中央机关的同盟者一起干这项工作。既然在全会上，在党的其他会议上，在代表会议等等上都公认，而且各民族组织的代表也屡次声称，我们布尔什维克派始终对党内状况负有最大的责任，所以我们认为有责任公开说明我们对党内状况和我们所采取的步骤的意义的看法。
1910年一月全会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这次全会把1908年12月的决议[28]加以发展，认定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都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影响的表现，从而最终地确定了党在反革命时期的策略路线。其次，全会联系党对当前历史时期所规定的思想政治任务，进而提出了消除我们党内派别的问题，即必须使社会民主工党达到真正统一的问题。
我们确信，1910年一月全会所作的这两件事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它们的成果要比肤浅的旁观者所感觉到的重大得多、切实得多和牢靠得多。
然而，这些成果被围绕着它们的一片空谈严重地破坏了。没有什么比空谈对社会民主党的精神更不相容，更为有害的了，而“调和主义的”空谈也同召回派和取消派的空谈同样有害，同样使人思想混乱。这种“调和主义的”空谈模糊了问题的实质，用感叹和善良祝愿来代替对党内的实际趋向和实际力量对比的估计，企图玩弄联合的把戏，同那些现在不愿意而且不可能联合的人搞联合，从而妨害那些可以而且应当接近的人接近。
一月全会闭幕后这一年间，这种空谈已经说尽了，并且显示了它的效果。如果党现在能够从空谈“调和主义”的英雄们的痛苦经验中体会到，为什么不应该承担起“调和”和消除派别的工作，那么全会后的这一年便不算白过了。
空谈的主要论调是：只要取得消除派别的“诺言”，只要把各种各样的人凑合成中央机关，只要使互相对立的人“保持均势”，那就是向消除派别的目标前进了一大步。
一年的经验已经表明而且也不能不表明，空谈家的办法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依靠“诺言”是根本办不了事情的，依靠那些各不相同和无法联合的人的联合来办事是可笑的。全会的决定和措施中凡是建筑在空谈上的东西，第二天就都化为泡影。无论是决定、决议或是勉强凑合起来的机关，实际上都已成为一纸空文或者根本不起作用的机关。而全会工作中凡是切合实际的东西，则都得到发展和巩固，在工作上显示了效果，撇开决议，在决议之外找到了新的存在形式。
很难想象再有什么别的教训能够比全会后一年中所发生的事件的这种教训更明显、更有教益的了，这是给那些崇尚空谈、一味作空洞的善良祝愿、热中于玩弄分配机关职位等等把戏的人的教训。
在全会的工作中，究竟哪些是切合实际的呢？指出党的工作的思想政治内容同消除派别之间的联系是切合实际的。一些派别或思潮的接近是切合实际的，因为这些派别或思潮不是在廉价的调和主义空谈上，在诺言和许愿上，在玩弄分配中央机关职位的把戏上相一致，而是在工作上，在对当前思想政治任务的认识上，在实际地提出这些任务和完成这些任务上相一致。
有些人，他们既不了解产生意见分歧的客观根源，又不了解使某些著作家集团（如波特列索夫先生及其同伙的集团或马赫主义者[29]和召回派的著作家集团）能够实际上离开党而独立的现实环境，只要这些人还在唱关于消除派别的廉价的高调，那么这种高调就仍然是无聊和无用的空谈。但是，随着两个基本的和主要的派别（它们对革命时期工人运动的全部历史甚至对俄国革命的全部历史都有过很大的影响）由于客观条件的改变在工作上日益接近，在对这些客观条件的认识上日益接近，无论那些企图破坏这种接近或者散播对这种接近的怀疑的阴谋家怎样不遗余力，都阻挡不了这个业已开始的进程。
全会后形成的党内实际状况一年来已经十分清楚了。事实就是：呼声派和前进派签署了关于同取消派和召回派作斗争的决议，而实际上他们过去和现在所进行的全部宣传鼓动，全部实际工作一直都是在支持和维护取消派和召回派。
这个事实使每个有眼可看的人都能看到，满足于一纸决议的政策多么站不住脚，脱离实际的空谈多么有害。
其次，另一个事实就是：无论是呼声派或是前进派一分钟也没有停止过自己的派别独立活动。这两个派别和以往一样实际上完全离开党而独立，有自己的会计处，自己的机关报，自己的代办机构。召回派的派别组织形式是国外的所谓“党校”（实际上这是一个系统地挑选代办人员、有计划地撇开党进行反对党的组织工作的机关）。[30]除“党校”外还有单独的出版社和交通联络。呼声派的派别组织比较松散（比较“自由”，形式比较不固定），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完全离开党而独立的波特列索夫先生及其同伙的集团，16人集团，米哈伊尔、罗曼和尤里及其同伙的集团。[31]呼声派积极参加这些集团，他们一方面将全部宣传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都用来反对党，另一方面又不拒绝参加党的中央机关，以便不断地破坏它们的作用，从内部来瓦解它们。
每一个护党派社会民主党人都不会看不到，这种状况会造成什么后果。
在书刊工作方面，这一年的经验表明，中央机关报实际上是由布尔什维克加上普列汉诺夫派[32]在主办，同盘踞在编辑部的呼声派是针锋相对的。现实冲破了调和主义空谈制造的框子。那些许下诺言的“调和派”，担任职务的“调和派”，受取消派中央机关委托的“调和派”都成了不折不扣的工作上的绊脚石；而在全会上没有许下任何诺言，也没有担任任何职务的普列汉诺夫及其同志，实际上却成了党的路线的执行者。
在形式与实质之间，在空谈与行动之间，在所谓的党委员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显然名不符实的存在与中央机关报撇开这个委员会所做的实际工作之间，存在着非常突出的矛盾，这种矛盾使党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陷于瓦解。为了制止这种瓦解，为了使正式的党的机关不再遭到党的敌人的嘲笑并不使他们高兴，就必须戳穿这种假象，公开说出实际情况，公开承认有两个派别在进行党的工作。
在国外组织的联合方面，一年来根本没有做出任何事情。以前各个集团四分五裂的地方，现在仍然是四分五裂。孟什维克取消派集团公开变成支持《呼声报》的集团。只有在布尔什维克和普列汉诺夫派之间才有接近的迹象并且实际上已经开始接近。负责联合国外社会民主党人工作的中央委员会国外局[33]，变成了前进派和呼声派理所当然的嘲笑对象，他们正在非常得意地看着党的一个中央机关怎样起着挑拨是非和拖拖拉拉处理谁都不需要的公务的委员会的作用。
在最重要的方面，即俄国各地的组织工作方面，一年来根本没有做出任何有利于党的事情。根据对全会许下的“诺言”，中央委员会应当邀请米哈伊尔之流、罗曼之流、尤里之流参加工作，它热心地进行了这项会有成效的、不愧为革命者做的工作——邀请那些嘲笑党并且继续危害党的人参加党，但是一年来却没有“邀请到”任何人。与此同时，反党派别却加强了自己的组织来反对党：前进派的代办机构加强了，派别组织扩大了，波特列索夫先生的集团和其他的取消派组织都加强了，这些取消派组织继续在许多俱乐部和合作社等等中进行反党说教，继续在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中进行反党的阴谋活动。中央委员会在这期间忙于“邀请”取消派，或者忙于批复呼声派和前进派制造的“扯皮”事件，这种作用简直有失体面。我们不能允许党的敌人把中央委员会的作用降低到这种地步。
只有那些完全丧失思考能力或者乐于搞小阴谋的人才会看不到，党的中央机关的这种状态要是继续下去，必然会使取消派和召回派得逞。他们正在非常得意地看着中央委员会不但过去纠缠于调和主义空谈，纠缠于同那些不愿与党和解的人讲调和的把戏，而且现在还在继续纠缠下去。
取消派和召回派出色地理解这种调和主义空谈，并且也出色地利用这种空谈来反对党。这样的空谈英雄托洛茨基，十分自然地成了取消派和召回派的英雄和辩护人；他在理论上同取消派和召回派没有什么一致的地方，但在实践上却完全一致。
于是，取消派和前进派就在这位辩护人的好心帮助下，出色地掌握了一项策略：只管赌咒发誓，说自己是护党派。《呼声报》以及“前进”集团的纲领都一再这样说，而实际上却继续在瓦解党，继续进行各种反党的工作。“调和主义”的形式和词句，已经成为《呼声报》的取消派以及前进派手中的工具了。
显然，我们布尔什维克派的代表不能扮演这类被愚弄的角色。我们等待了整整一年，尽了一切力量在中央机关报上说明前进派、呼声派和托洛茨基的反党性质，因此，在那些忙于“邀请”取消派和批复前进派“事件”的机关的所作所为上，我们对党不能负任何责任。我们所希望的是工作，不是扯皮。
我们愿意同那些愿意工作而且实际上证明自己能够以护党精神工作的人协力工作，就是说首先同护党派孟什维克和真正非派别的社会民主党人协力工作。我们不愿意对那些不愿与党协力工作却愿与波特列索夫先生和召回派一起工作的人制造的扯皮负责。
俄国局势迫切要求党的国外各组织同心协力，加紧工作。反革命势力的三年黄金时期（1908—1910年）看来就要结束，代替它的是正在开始的革命高涨时期。今年的夏季罢工和追悼托尔斯泰的游行示威都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国内的党的组织工作已被削弱到极点，而前进派和呼声派却恬不知耻地利用这个弱点，在国内和国外各派别中心的协助下加紧进行自己的反党活动。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玩弄同这些派别中心搞调和的把戏，假装看不到它们的独立存在，“邀请”它们的代表来一起同它们自己的政策作斗争，用吸收它们的成员参加中央机关的做法向党掩盖它们的存在，如果这样做，就是使自己陷入无穷无尽扯皮的境地。这样做就是阻挠国外中央机关的工作，而它们的工作本来就已受到重重阻挠，以致在俄国一年当中竟没有举行过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不仅没有举行过一次代表会议，就连党的地方工作人员的非正式会议也未能举行（而召回派的“党校”和取消派的各种合法机关报却不止一次召开了各种会议、杂志代办员和通讯员会议等等来反对党）。
纠缠于玩弄同呼声派搞调和的把戏的中央机关使工作完全陷于停滞，我们对此概不负责，并且立即开始用全副精力主动进行工作，把正统派布尔什维克、护党派孟什维克和非派别的社会民主党人团结起来举行各种会议，举行代表会议，建立区域局，建立党的出版物联系小组等等。我们号召全体护党派社会民主党人都来进行这项工作，因为只有这项工作才能实际上使党摆脱困境，使中央机关不再去“讨好”呼声派。
早在全会以前，1909年春天，我们就以布尔什维克派的名义宣布了同护党派孟什维克接近的政策，并且从那时起，这一政策就产生了很好的效果，这与那种相信呼声派的“诺言”并把他们看作护党派的未能奏效的做法是相违背的。从那时起，我们为真正加强党的路线（而不是加强前进派的说教和呼声派为取消派的辩护），为两个主要派别的基本核心的真正接近所做的一切，都与这些要同呼声派搞调和的未能奏效的做法毫不相干。所以我们决不对今后的这些做法负责，我们坚信，通过《工人报》，通过合法出版物，通过《工人报》拥护者集团和普列汉诺夫拥护者集团在国外的活动，我们一定能在工作上取得更多的接近。
全会十分明确地提出了关于派别和消除派别的问题，使这个问题第一次同这些派别本身的思想政治路线联系起来，也就是说第一次使这个问题有了现实的基础，考虑到真正的接近要表现在工作上，而不是表现在空洞的许愿和形式上作出诺言等等空谈上，因此，在全会之后，在全会的成果受到一年来的检验之后，不能再继续玩弄那种伪善的捉迷藏的老把戏了。
应当开诚布公，应当有勇气说出实际情况。如果中央委员会愿意直截了当地、开诚布公地向党说出实际情况，那么仅仅这一项声明就将成为中央委员会手中的强大的工具，比任何决议、愿望、谴责、开除等等都有力百倍。
说出实际情况，就是说要承认：消除所有派别的尝试不幸已被呼声派和前进派破坏，但是基本核心的接近，两个主要派别中的真正护党派的接近，他们同民族代表中和非派别的社会民主党人中的护党派的接近，都有了进展。如果托洛茨基以及托洛茨基之流的取消派和召回派的辩护人声称这种接近“在政治上是空洞的”，那么，这些话只能证明托洛茨基毫无原则，证明他的政策实际上是同真正（而不只是许诺）消除派别的政策完全敌对的。在全会的成果受到一年来的检验之后还只是许诺消除派别，这简直是欺骗。但是，如果说消除派别只是空谈，那么两个主要派别中的基本流派的接近却是事实。在这个事实里，找不到任何“联盟”，找不到任何花言巧语的保证，找不到任何消除意见分歧的诺言，但是却存在着依靠部分孟什维克和部分布尔什维克的合作来实际上建设党的现实可能。
如果中央委员会愿意彻底地承认这种情况，全力贯彻这项工作，如果中央委员会愿意把所有中央机关变成促成这种接近的机构，使它们完全不再干那种不体面的有害的“讨好”呼声派或“邀请”呼声派的事情，使大家能够工作，不再扯皮，那么我们一定全心全力地支持这项政策。实际上我们从1909年春天起就在执行这项政策，就是说我们执行了差不多已经整整两年了。
如果中央委员会不愿意从全会及其成果的教训中作出这个必然的结论，那么它尽可以把党的工作［注：手稿上接下去被勾掉的一行无法辨认。——俄文版编者注］和恢复统一的工作交给呼声派、前进派和托洛茨基的联盟去做。这样更干脆些，更诚实些，不过我们是不会参加这个实际上已被证明为反党的联盟的。
我们当然一点也不会看错，对于我们所采取的步骤，有些人（其中一定会有取消派和召回派的老练的辩护人）是会大叫大嚷“分裂”的。不管这类叫嚷多么荒唐，多么伪善，但是为了告诫那些不明真相的人，还必须谈谈这些可能产生的反对意见。
从形式方面看，我们的步骤（申请发还款项，废除我们根据非常明确的条件签订的协定）是绝对合理的。我们同中央委员会签订的协定的条件曾公开宣布过，在中央机关报上刊登过，并且由中央委员会在全会上一致接受。中央委员会既然代表全党接受这些条件，把它们刊登在党的中央机关报上，就是十分明确地承认，只有在切实履行这些条件的情况下它才能要求我们采取一定的行动。谁也不能否认，呼声派和前进派违背他们自己签署的决议，没有履行这些条件。因此，我们有废除这个协定的合法权利是不容争议的。我们废除这个协定是为了主动进行护党斗争，主动进行建党工作，撇开那些一年来实践证明不愿意进行这种工作的人，联合那些证明愿意这样做的孟什维克和非派别组织分子一起进行这种工作。既然这个直截了当和明确地以呼声派和前进派转到护党立场为条件的协定已经被他们撕毁，那么废除同那些嘲弄党的人签订的协定，寻求一切可行的形式来接近维护党的人，就是我们的充分权利和我们的责任。
但是实际情况比问题的形式方面更重要得多。从这方面看，那些在全会上、全会后一直在报刊上声明自己是维护党的呼声派和前进派的伪善面目就暴露得特别明显。这类人的这类誓言显然是伪善的，他们关于分裂的叫嚷显然纯属捏造，因此，用不着多费口舌来证明这一点了。正是呼声派和前进派在全会之后立即制造（确切些说：他们违背自己在全会上许下的诺言，没有停止制造）实际的分裂，正是他们在整整一年中继续进行这种分裂，加剧这种分裂，支持波特列索夫及其同伙的集团和开办“马赫主义”党校的著作家集团以及诸如此类的集团离开党而独立。如果再让这些分裂分子继续盘踞在党的各中央机关里，那就会彻底毁灭党的事业。如果维持原状，也就是让这些分裂分子利用自己盘踞在党的各中央机关的机会来阻挠各项工作，从内部瓦解党，以讨好波特列索夫先生或者“马赫主义”党校的领袖们，那就会使党的联合事业受到巨大的和不可弥补的损失。
常言道，不是每一个满口“上帝，上帝”的人都能进天国。而我们有了全会的经验之后也可以跟着说：不是每一个满口护党的廉价空谈的人都是实际上的护党派。呼声派和前进派在全会之后分裂了党，这是事实。托洛茨基在这方面是他们的辩护人，这也是事实。
为了制止分裂，不使分裂扩大，除了加强、巩固那些在全会之后实际上进行护党工作的人，即护党派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的接近，并从形式上把这种接近固定下来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我们把自己对党的状况的看法通知所有护党派孟什维克、非派别的护党派社会民主党人和布尔什维克，以及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的所有组织，我们号召俄国的布尔什维克组织立即团结在《工人报》周围，着手筹备召开各种会议和代表会议，这些会议是恢复党所必需的；这些会议由于目前情况，开始时不可避免地要以非常小型的、非正式的、非正规的形式召开。关于召开这些会议的性质，就不便在报刊上细谈了。
我们号召国外布尔什维克组织这样调整工作：同完全证明自己是反党的前进派断绝一切联系；排除这些召回派卫士制造的障碍，开始进行有步骤的工作来巩固党，接近其他派别的护党派，共同举办俱乐部、讲演会、报告会等等；为把国外一切不跟《前进》文集和《呼声报》跑的人真正联合起来开始作准备。既然凡是有呼声派的地方就一定有两个平行的集团，那么布尔什维克再容忍反党的前进派留在布尔什维克组织里就很不体面了。他们可以在呼声派那里找到栖身之所。
《工人报》编辑部
载于1932年1月21日《真理报》第2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0卷第25—37页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