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取消主义（节选）
（1909年7月11日〔24日〕）
召回主义是变相的孟什维主义，它也必然导致取消主义，只是形式略有不同，这一点是不容怀疑的。当然，这里谈的不是个人，也不是个别集团，而是这个派别的客观趋势，因为这个派别不再仅仅是反映一种情绪，而是企图形成一个特殊派别。布尔什维克在革命前就十分明确地声明过，第一，他们并不想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建立一个特殊派别，而是想把整个国际的、革命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的基本原则运用于我国革命的新情况；第二，即使在斗争以后，在现有的一切革命的可能性已不再存在以后，历史迫使我们沿着“专制立宪”的道路缓步而行，布尔什维克也能在最艰难、最缓慢、最平淡的日常工作中尽到自己的职责。任何一个细心一点的读者都能在1905年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文献中找到这些声明。这些声明有重大的意义，因为这是整个布尔什维克派作出的保证，是自觉选择的道路。为了履行对无产阶级的保证，必须对在自由时期（甚至出现了一种“自由时期的社会民主党人”）加入社会民主党的人，对主要是被口号的坚决性、革命性和“引人注目”所吸引的人，对缺乏坚毅精神，只能在革命节日，不能在反革命得势时期坚持斗争的人，不断进行锤炼和教育。其中一部分人已经逐渐习惯了无产阶级的工作，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另一部分人只是死记了几个口号，却没有领会，他们一味重复陈词滥调，而不善于根据变化了的情况运用革命社会民主党策略的旧原则。那些想抵制第三届杜马的人的演变鲜明而生动地说明了这两部分人的命运。1907年6月，主张抵制第三届杜马的人在布尔什维克派中占多数。但是，《无产者报》坚定不移地执行了反对抵制的路线。生活检验了这条路线，一年之后，“召回派”在从前的“抵制主义”的堡垒莫斯科组织的布尔什维克中变成了少数（1908年夏是14票对18票）。又过一年，布尔什维克派在全面和反复地讲清了召回主义的错误以后（最近召开的布尔什维克会议的意义就在于此），终于彻底取消了召回主义和滚向召回主义的最后通牒主义，彻底取消了这种特殊形式的取消主义。
但愿人们不要因此责备我们制造“新的分裂”。在关于我们的会议的报道中，我们详尽地说明了我们的任务和我们的态度。我们用尽了一切可能和一切办法去说服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我们花了一年半以上的时间做这方面的工作。但是，我们作为一个派别，即作为党内思想一致者的团体，在基本问题上如果不一致，是不能进行工作的。从派别分裂出去并不等于从党分裂出去。从我们派别分裂出去的人丝毫没有丧失在党内工作的可能性。或者他们仍旧是“野的”，即处于派别之外，那党的整个工作情况会把他们卷进来；或者他们企图建立一个新的派别（如果他们想坚持和发展自己的具有特殊色彩的观点和策略，那是他们的权利），全党很快就会清楚地看到这些趋势的实际表现，对于这些趋势的思想意义，我们在上面已经尽力作了估价。
布尔什维克必须领导党。要领导，就要知道路，就不要再动摇，不要再花费时间去说服动摇分子，去同有不同意见的人进行派别内的斗争。召回主义和滚向召回主义的最后通牒主义同当前形势要求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去做的工作是不相容的。我们在革命时期学会了“讲法语”，就是说，学会尽量向运动提出一切能推动人们前进的口号，加强群众直接斗争的威力，扩大这一斗争的规模。现在，在出现停滞、反动和瓦解的时候，我们必须学会“讲德语”，就是说，学会缓慢地（在新的高涨没有到来以前非这样做不可）、不断地和顽强地行动，一步一步地前进，一点一点地争取胜利。谁感到这种工作枯燥乏味，谁不懂得在这条道路上、在这条道路的拐弯处也必须坚持和发展社会民主党策略的革命原则，谁就是徒具马克思主义者的虚名。
不坚决取消取消主义，我们党就不能前进。但是，取消主义不只是包括孟什维克的公开的取消主义和他们的机会主义的策略。它还包括变相的孟什维主义。它还包括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因为它们反对党执行反映时局特点的当前任务，这个任务就是利用杜马讲坛并把工人阶级的各种各样的半合法组织和合法组织建成据点。它包括造神说和为根本脱离马克思主义原理的造神说倾向所作的辩护。它还包括不了解布尔什维克在党内的任务——在1906—1907年，任务是推翻那个不依靠党的多数的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不仅波兰人和拉脱维亚人，甚至崩得分子当时也没有支持清一色孟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会），而现在，任务是耐心教育护党派分子，团结他们，建立一个真正统一的巩固的无产阶级政党。布尔什维克在1903—1905年和1906—1907年，已经同反党分子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为党扫清基地。布尔什维克现在应该建设成党，把派别建设成党，利用经过派别斗争所取得的阵地来建设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