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节选1）
尽管地主、官吏、资产阶级、农民和无产阶级对改革的任务和条件有种种不同的看法，但大家都指出同一个趋势，即大地主的土地将转让给最贫穷的农民。至于各阶级对转让土地的规模和条件有哪些根本不同的看法，我们下文另谈。现在，我们再列一个表格来说明斗争可能达到的终点，作为说明斗争起点的那张表格的补充。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了目前的情况，现在再来说明到那时可能出现的情况。我们假定3万个地主每个留下100俄亩土地，总共留下300万俄亩，其余的6700万俄亩土地和5000万俄亩未按类别划分的土地都转归1050万户贫苦农民。结果如下：
这就是俄国革命中争取土地的斗争的经济基础。这就是这一斗争的起点和这一斗争的趋势即终点，也是（在斗争的参加者看来）最好的结果。
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节选2）
在第二届杜马讨论土地问题时，社会民主党人共有8次发言，其中只有两次发言是为土地地方公有化辩护的，而不只是提一下。这就是奥佐尔的发言和策列铁里的第二次发言。其余的发言差不多都是抨击整个地主土地占有制，从政治上来阐明土地问题。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右派农民彼得罗琴科的朴实的发言（1907年4月5日第二十二次会议），发言陈述了一位农村代表听了各个政党的发言后所得到的总的印象。“我不想重复这里已经讲过的东西来打扰你们。我只想对这个问题简单说几句。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代表在这里作了一次长篇发言。他这次发言大概是想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做。简括地讲，他的意思就是说：属于我或由我占有的土地，你们是没有权利拿去的，而我也不会把它交出来。就这个问题，库特列尔代表回答说：‘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应当交出来，你们交出来，就可以拿到钱。’德莫夫斯基代表说：‘对土地随便怎么办都行，自治却是一定需要的。’与此同时，卡拉瓦耶夫代表却说：‘两者都需要；但是要先合在一起，然后我们再来分配。’策列铁里说：‘各位先生，不行，要分配是办不到的，因为只要政府还是原来的政府，它就不会容许这样做。我们最好是先设法夺取政权，然后想怎么分就怎么分。’”（第1615页）
可见，这位农民抓住了在他看来是社会民主党人发言同劳动派发言的唯一的区别，就是社会民主党人说明了争取国家政权的斗争即“夺取政权”的必要性。其他的不同之处他没有抓到，因为在他看来这些都是不重要的！策列铁里的第一次发言确实揭露了一个事实：“我国的官僚贵族同时又是地主贵族。”（第725页）发言人指出，“几个世纪以来，国家政权把属于全国的土地即属于全民所有的土地分归私人所有”（第724页）。他在发言快结束的时候代表社会民主党党团作了声明，重申了我党的土地纲领，但仍然没有说明理由，也没有把我党的土地纲领和其他“左派”政党的纲领进行对比。我们指出这点，并不是要责备谁（恰恰相反，我们认为策列铁里的第一次发言简短明了，集中地阐明地主政府的阶级性质，这一发言是非常成功的），我们只是想要说明，为什么右派农民根本看不出（大概所有农民也看不出）我党纲领独具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特点。
社会民主党人在土地问题上的第二次发言，是由工人佛米乔夫（塔夫利达省代表）在杜马随后的一次“土地问题讨论会”上作的（1907年3月26日第十六次会议），他在发言中常常说“我们农民”如何如何。佛米乔夫很激烈地驳斥了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的意见。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所谓农民没有地主就象“羊群没有牧人”这一句名言比“左派”的几次发言还更能鼓动农民代表。佛米乔夫说：“库特列尔代表在长篇发言中，发挥了强制转让而又支付赎金的思想。我们农民代表不能承认赎买办法，因为赎买是套在农民脖子上的又一条绞索。”（第1113页）佛米乔夫最后要求“根据策列铁里代表提出的那些条件把一切土地交归劳动者掌握”（第1114页）。
随后发言的伊兹迈洛夫也是一个工人，他是诺夫哥罗德省农民选民团选出的（1907年3月29日第十八次会议）。他反对他的同乡、农民博加托夫所发表的意见，因为博加托夫以诺夫哥罗德农民代表的名义同意赎买的办法。伊兹迈洛夫愤怒地批驳了赎买办法。他叙述了诺夫哥罗德农民获得“解放”的情况，说他们在1000万俄亩耕地中只获得了200万俄亩，在600万俄亩森林中只获得了100万俄亩。他描述了农民的贫困，说他们穷到不仅“几十年来就是拆自己房舍周围的篱笆当柴烧”，而且“把自己木屋的边角也锯下来当柴烧了”，“他们把旧的大木屋改为小木屋，为的是省出一抱生火用的劈柴”（第1344页）。“我们农民的处境这样，而右派先生们却为文化问题而苦恼。据他们说，庄稼汉没有文化。难道饥寒交迫的庄稼汉顾得上什么文化吗？右派先生们是希望农民要文化而不要土地；我在这一点上也信不过他们。我想他们也会同意出卖自己的土地，不过他们会讨价还价，要庄稼汉付出更高的地价。这就是他们表示同意的原因。各位先生，在我看来（农民尤其应该知道这一点）问题完全不在于土地。我想，可以有把握地说，在土地后面一定隐藏着某种其他的东西，某种其他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是农奴主贵族害怕交给人民的，害怕它会同土地一起失去的；各位先生，这种力量就是政权。他们会交出土地，也愿意交出土地，不过要我们照旧给他们当奴隶。只要我们欠着债，我们就总是挣脱不了地主－农奴主的权力的。”（第1345页）对立宪民主党计划的实质的揭露，很难想象还有比这个工人更鲜明更一针见血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