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全民革命的问题（节选）
（1907年5月2日〔15日〕）
只有在斗争过程中，只有在革命的发展过程中，才可以看清楚：某一个要求“民主”的阶级或阶层不愿意或不能够象另一个阶级走得那么远，因而在实现“共同的”（所谓共同的）任务的时候，为了确定实现这些任务的方式，例如为了确定自由和民权制度实现的深度、广度和彻底程度，为了确定用什么方式把土地转交给农民等等，各个阶级会展开激烈的斗争。
我们不得不提起这些被人遗忘的真理，是为了向读者说明不久以前两家报纸进行的争论。这两家报纸就是《人民报》和《我们的回声报》，下面就是前者反对后者的一段话：
“《我们的回声报》写道：‘居民按党派划分，是革命在第二届杜马选举时期所得到的最重要的政治教训和最重要的政治成果，这种划分根据全国范围的事实清楚地表明，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广大阶层向右转了。’完全正确；但是，各地的‘左派’代表——社会革命党人、劳动派和人民社会党人——的情绪和代表当选证书也‘清楚地表明，在全国范围内’：目前‘群众’在不小程度上都充满着立宪民主党式的‘立宪幻想’；‘群众’对杜马的独立活动都寄予厚望：他们极为关心‘保全’杜马的问题。《我们的回声报》的著作家们却没有注意到这种最重要的现象。他们只注意群众派谁参加杜马，而不注意为什么群众派这些人参加杜马。既然如此，《我们的回声报》是否同意，它让无产阶级忽视‘全民的’任务，也就是让无产阶级不仅同资产阶级‘社会’隔绝，而且同小资产阶级‘群众’隔绝呢？”
这一段话极有教益，意味深长，它暴露了机会主义的三大错误：第一，把代表的情绪同选举的结果对立起来，这就是以代表的情绪来暗中代替人民的情绪，这就是撇开更深刻、更广泛、更带根本性的东西，而看重更渺小、更狭隘、更带随意性的东西［注：至于“代表当选证书”，我们完全不同意这个理由。谁会去注意革命的和机会主义的委托书和代表当选证书呢？谁不知道有多少报纸由于发表革命的委托书而被查封呢？］。第二，用估计这种或那种“情绪”的问题来代替无产阶级坚定不移的政治路线和策略的问题。第三（这也是最主要的），为了“全民革命”这个庸俗民主派的偶像而用同“小资产阶级群众”“隔绝”的危险来吓唬无产阶级。
对于前两个错误，我们尽量谈得简单些。选举触动了群众，它不仅表明了群众的暂时的情绪，而且表明了他们的根本利益。马克思主义者决不应该撇开阶级利益（通过选举中的党派组合表现出来的阶级利益）而去看重暂时的情绪。代表的情绪也许是沮丧的，但是群众的经济利益却能激起群众性的斗争。因此，如果估计“情绪”有必要，那是为了确定采取某种行动、步骤或提出某种号召的时机，而决不是为了确定无产阶级的策略。否则就是以看“情绪”行事的无原则做法来代替坚定的无产阶级策略。这里谈的始终是路线问题，而决不是“时机”问题。无产阶级目前恢复了元气还是没有恢复元气（象《人民报》所想象的那样），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对估计行动的“时机”来说的，而不是对确定工人阶级行动的策略路线来说的。
第三个错误是最根本最重要的错误：害怕社会民主党或者（也就是）无产阶级会同小资产阶级群众“隔绝”。这种害怕实在太不应该了。
既然社会革命党、劳动派和人民社会党实际上在追随立宪民主党（这是过去和现在常有的事，从投票选举戈洛文起，直至采取死一般沉默的著名策略等等），社会民主党就必须同小资产阶级群众隔绝。因为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摇摆反映小资产者的动摇本性，表明革命的发展很艰难，但并不意味着革命已经结束和革命力量已经耗尽（这是我们的看法）。这时，社会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把自己同小资产阶级群众的任何动摇隔绝开来，也就是教育这些小资产阶级群众走向斗争，帮助他们作好斗争的准备，提高他们的觉悟，加强他们的决心和坚定性等等。或者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动摇意味着当前的资产阶级革命完全结束（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对的，虽然社会民主党中的极右分子倾向于这一观点，但没有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直接而公开地维护这种观点，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时，社会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也必须把自己同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或叛变行为）隔绝开来，以便培养工人群众的阶级意识，帮助他们作好更有计划、更加坚定和更加坚决地参加下一次革命的准备。
在这两种情况下，在任何一种情况下，社会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都绝对必须同充满立宪民主党式的幻想的小资产阶级群众隔绝。社会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应当执行真正革命阶级的坚定不移的政策，不能因听到关于全民任务、全民革命的任何反动的或庸俗的胡说而不知所措。
可能，在某种力量组合下，在各种不利条件的某种凑合下，绝大多数资产阶级阶层和小资产阶级阶层会暂时变得奴颜婢膝或胆怯。这会是一种“全民性的”胆怯，但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为了整个工人运动的利益，一定要把自己同这种习性隔绝开来。